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對於影響政策決策價值類型的分類，為人們提供了具有借鑒意義的政策取向或偏好的五種價值基礎，尤其是意識形態價值對人們分析公共政策的選擇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相對而言，詹姆斯·安德森的意識形態價值概念比西方著名政治學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政治文化概念在分析公共政策過程中更具有可確定性。政治文化作為社會大眾基於經驗所形成的對政治權威、政治權力和政府角色等的態度以及相關的價值和信仰，它所表達的是社會群體政治行為所處的主觀環境。政治文化在什麼程度上和以什麼方式對公共政策過程產生作用是很難確定的。西方著名學者阿爾蒙德（Almond）和維巴（Weber）曾經試圖通過社會問卷的方式和文化分類的理論模式，來說明政治文化是如何決定民主政治體製的形式，以及影響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但其結論確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長期以來，西方著名學者戴維·伊斯頓自始至終批評政治文化概念的含糊性和不確定性，堅持用價值的概念而不是用文化的概念作為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的過程當中，意識形態的概念具有更大的確定性和可觀察性。一般在多數情況下，權威體製中的意識形態，是由政治權威來確立和修正的，它作為公共政策和政治行為的合理性、合法性標準不但具有更為明確的強製性，而且一旦主體意識形態發生了修正或更改之後，往往就會對公共政策選擇產生明顯的作用，因而具有分析上的可觀察性。例如中國領導層在1978年底對以階級鬥爭為綱意識形態體係的修正，為隨後製定與推行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奠定了合理性的價值基礎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然而，詹姆斯·安德森對公共政策價值取向的分類，也僅僅是采取了羅列的方式，並沒有進一步分析它們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邏輯關係。在這裏應該指出的是，那些價值取向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政治價值與政策價值或意識形態價值之間的矛盾，意識形態價值與政策價值之間的矛盾，組織價值與其他價值之間的矛盾，等等。當這些矛盾產生的時候，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一種價值將會占據主導性的地位，並能夠對其他價值進行修正或限製呢？具體地講，也就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政治價值（如政黨的生存發展）將如何促使既定的意識形態發生整體變化或部分改變，又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它能夠對組織價值（如官僚機構的部門利益）的作用產生一定的製約性。如上的這些問題，在公共政策的分析過程當中，需要進一步地深入探討。
台灣大學政治學係著名學者朱誌宏教授在“公共政策分析：現狀與展望”一文中，對公共政策分析在美國和台灣的發展和現狀的闡述提出了許多十分有意義的論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政策分析與政治民主的關係問題。根據朱教授的觀點，公共政策分析與民主政治有著密切的相關性：其一，現代公共政策分析作為一種新興的科學理論發源於民主製的美國。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在美國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而公共政策分析理論在台灣的引進和發展，也正是台灣政治製度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其二，公共政策分析必須在健全的官僚組織和健全的政策環境下才能得以順利地開展，否則難免滯疑難行。因為現代官僚組織的病態現象，隻有通過健全的民主體製才能夠根治。而完善的公共政策環境則需要政府尊重市場機製與民主法治的精神。朱誌宏教授的觀點無疑提出了一個值得人們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兩個基本問題：即民主政治是不是公共政策分析賴以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公共政策分析與民主政治是相容的還是不相容的？然而，要想回答這兩個基本性的問題，首先有必要弄清楚公共政策分析產生的原因以及目的。
公共政策分析理論產生於美國社會主要基於兩個特定的原因。其一，正如朱誌宏教授提到的那樣，二戰後所產生的大量社會和經濟問題日益需要政府作出實質性的政策幹預，而這些問題由於複雜和棘手使政府在製定公共政策時必須借助有效的政策分析手段，以維持其對社會的有效管理和控製。正是這種來自政府的大量需求（製定有效的公共政策）刺激了公共政策分析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其二，作為應用性學科，公共政策分析必須要有一整套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二戰以來美國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飛速發展，正好為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論研究提供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和新手段。公共政策分析在它產生的時候就有了明確的方向，如托馬斯·戴伊指出的那樣，其作用是增加有關政府行動的有用知識，它能夠幫助政策製定者“改進公共政策的質量”。因此，公共政策分析的目的是為政府提供有效的政策方案，它要求的是科學性和有效性。這種科學性和有效性是建立在對政策問題、政策環境、政策目標以及替代方案選擇等要素的科學和理性分析基礎之上的，要求在公共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中，科學與理性必須占據主導地位。
一般來說，民主政治所追求的是政治上的科學理念。根據西方著名學者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的概述，這些科學理念包括避免專製、保障個人基本權利和利益以及法律平等諸多因素。而體現這些科學理念的首要途徑就是平等的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涉及的是公共政策的運行過程。西方著名學者戴維·伊斯頓曾把公共政策看作是一個政治係統輸出的政治結果，並認為這種政治結果的輸出是對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的分配。在民主政治的運行過程中，公民可以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使得自己的社會願望和基本利益反映到公共政策當中去。在大規模的民主政治體係中，公民的這種參與表現為一種複雜的政治過程，包括利益整合、利益表達、院外遊說以及代議製政治體係的運作等。在實際的政治運行過程中，公共政策在許多情況下很難滿足社會各個利益團體相互不一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價值取向和利益需求。因此，社會各個利益團體的需要要通過代表各個利益團體的政治家們之間協商、妥協、說服、對抗，以及按照規定的民主程序進行投票表決，從而作出最後的決定。在這一過程中，民主政治的方法和手段占主導地位。
此外，研究民主政治體製下的公共政策，必然要涉及公共政策分析的目標和政治民主目的之間的相容性問題。公共政策分析的目標是製定科學的和有效的公共政策，其途徑是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和吸收少數的有專業訓練的專家參與公共政策製定的議程。而民主政治的目的是使公共政策的製定反映出多數公民的利益和政策要求，其途徑是平等的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上的多數原則。很明顯，兩者在公共政策選擇上有著不同的評估標準，其選擇結果也必然會有明顯的差異，這就給公共政策分析家以及理性的決策者提出了一個難題，即科學性和民主性或有效性與回應性之間不相容的問題。當這種不相容產生的時候，公共政策分析家或理性決策者如何作出選擇？或者說，如何才能製定出使兩者能夠相容的公共政策方案呢？
從以上的理論分析當中人們可以得出兩個初步結論：其一，就其目的和手段而言，民主政治不一定就是公共政策分析理論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公共政策分析作為一門應用性學科有著自身的研究領域和方法，它的發展不應該也不會由某種政治體製所決定。不同的政治體製僅應該被作為公共政策過程和政策環境中的重要方麵給予考量和分析，它隻應該是公共政策分析的研究對象，而不是決定公共政策分析理論發展的條件，否則會使公共政策分析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一些重要因素被忽視，從而抑製公共政策分析在理論研究和方法論上的發展。其二，在公共政策分析和政治民主的關係中存在一定的不相容性，而研究和解決這種不相容性是公共政策分析理論有待於突破的重要研究課題。
此外，當人們考察與分析公共政策選擇過程的時候，不僅需要考察與分析決策者的政策取向和價值觀念，而且還有必要分析公共政策選擇中的許多不確定因素。一般來說，假定公共政策的決定者能夠按照其政策取向和價值標準來選擇公共政策方案，但是他仍然將會麵臨政策結果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確定性問題。因而決策者總是希望公共政策能夠按照預期的結果被實現，但是公共政策方案建立往往是建立在人們的預測和經驗基礎之上的，所以在公共政策實施的過程中，仍然會有許多無法預知的因素影響到公共政策的實際結果。一般來說，當經驗和預測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決策者必須認真考慮公共政策一旦失敗將可能會產生的不良後果。這種考慮對決策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公共政策的失敗不僅可能會帶來政治上的嚴重後果，而且將導致決策者失去其合法性。因此，當決策者麵臨公共政策的重大選擇，以及如何應對政策失敗問題的時候，一般理性的決策者必須根據已有的條件，選擇合適的公共政策策略，以求減少公共政策結果的不確定性，從而有效保證公共政策基本目標的實現。這種針對公共政策結果的不確定性所采取的策略與手段，將決定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將會采取什麼樣的方式、步驟，以及決定公共政策的主要內容和執行時間。而某種策略的重複使用，將會使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方式、步驟，以及其內容和時間的選擇形成某種定式，從而最終形成公共政策的某些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