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的政府必須要有一群品德高尚的公民，必須要有一種不朽的公民精神。一般來說，品德高尚的公民必須具備四項基本的特征：首先，公民要能夠很好地理解立國的重要文件，能夠有效地實踐道德的哲學，即能夠對那些促進公民一般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公共政策，以及和憲法相一致的公共政策進行判斷。其次，信念是品德崇尚的公民第二個特征。公民必須堅持社會的基本價值，那就是“天賦人權”，並且要隨時隨地捍衛此社會基本價值，為此做出個人犧牲。第三，品德崇高的公民的第三個特征是公民能夠承擔起個人的道德責任，即對其他人的基本權利承擔個人的道德責任。第四，品德崇高的公民的第四個特征是操守，即公民要學會對他人與社會的理解、寬容，必須嚴令禁止任何損害社會價值體係的行為和損害人們的自由，應該尊重、關心和愛護公共服務。
現代民主國家政治製度的維係與運行，基本上是在兩種係統的交互作用及其動態平衡的過程中實現的。這兩種係統就是政府掌握的公共權力係統和公民擁有的社會權利係統，它們各自有其獨特的表達意誌的方式，並對其對方實行一種製約的方式，特別是公民積極參與公共決策，一改傳統的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管理模式，強化了在社會管理當中的回應性，使政府與公民之間保持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和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公民參與公共決策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它提供機會讓普通公民與政府官員一起參與公共政策的製訂，也是改善公共服務機構過分專業化和官僚化的一個有效途徑。公民參與公共決策，一方麵被看做是公民對切身利益的重要表達，使其在公共政策製定過程中既通過提出有利於自己所代表群體的意見和建議，使得社會資源得到公平與合理的分配，又對政府有關部門製定公共政策的工作深入了解、全麵監督，從而有效地維護自身利益。另一方麵，從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上看，公共政策一旦出台公布於眾，就必須盡快落實，不可隨意更改，堅決維護公共政策的嚴肅性。因此，公民參與公共決策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結果。
一般來說，公民的利益不僅是物質的，需要有效地維護，而且還有情感的，也需要給予必要尊重。因此，鼓勵並擴大公民參與公共決策個過程，不但可以強化社會的監督機製，避免一部分官員自由運用權力，有效製止各種腐敗、謀私等行為，從而有效地維護公民的物質利益，而且還可以滿足公民當家做主的精神需求。在公眾的有效監督下，政府公然違約的可能性極小，有助於避免政府許諾不兌現的情況，防止一屆政府一朝政策或新官不理舊政等政策不穩定的現象出現，從而提高公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在任何一個現代民主體製的國家裏，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政治權利是其憲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公民權利與義務的高度統一，更是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政治標誌與核心內容，從而彰顯社會文明進步。特別是麵對日益開放、日益多元化和信息化的現代社會環境，任何政府和社會組織都不可能漠視公民對國家政治的重大影響，甚至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現代公共管理與民主政治的原則要求在製定與執行公共政策的過程中，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必須傾聽公民的意見，加強與公民的合作與溝通，滿足公民的權利需求，高度關注公民的利益，從而爭取公民的理解，贏得公民的廣泛支持。用美國著名學者康菲爾德（Canfield）的話來形容，就是政府“在所有的決策和行為上，均要以公民的利益為基本前提”，以獲取合法性的基礎。因此，由民主對話、尊重公民話語權作為政治基礎的公民參與原則，是現代政府製定公共政策的最高理念。這種最高理念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切公共活動當中要完全實行協商討論的民主機製，用製度保障公民可以充分地行使自己的話語權，最大限度地對公共權力施加影響，從而為公共決策提供價值前提與合法性基礎，進而在與政府管理權之間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出充分體現“多元利益一致性標準”的公共政策。
公民參與公共決策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一般具有如下一些好處：第一，由於公民參與公共決策，從而帶來了更多的社會有效信息，避免了因決策建議不當而造成重大失誤，使得公共決策的質量得到了保障；第二，伴隨著公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整個過程，使得公民對決策方案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從而有效地促進決策的成功執行；第三，如果公民能夠協助公共服務的提供，那麼公共部門提供的服務會更有效率和效益；第四，公民參與公共決策將會增強公民對政府政策行為的理解，從而減輕人們對政府機構的批評，有利於改善政府遭到社會公眾圍攻的困境。
一般來說，在現代社會作為公共政策輸入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與主體，公民參與公共政策製定的有效途徑，主要是通過民主的方式，即公民投票。這種公民投票主要包括兩種基本的方式：一是選舉投票，也就是公民通過直接選舉投票、行使自己基本權利的方式，推選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政策目標的候選人上台執政，讓其成為自己利益和政治目標的代言人，以體現其意誌和維護其利益，從而影響與促進公共政策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因此，公民投票不僅是參與公共政策製定最普及的手段，而且又是社會花費成本最少的一種公民參與公共政策製定過程的行為方式。二是全民公決，也就是社會公民對一項重大公共政策進行全體投票，從而以絕大多數人的意誌決定此項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正如西方著名學者查爾斯·林布隆（Charles Lingbulong）所言：“投票選舉之所以是公民影響政策製定的重要手段，不僅是因為它允許公民選擇政府官員，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指導這些官員對政策的態度……因此，選舉的事實間接地將一個原則強加於未來的決策者，即‘政策製定要考慮公民的願望’。”查爾斯·林布隆這裏談及的原則闡明了這樣一個觀點：公民有權讓他們的意見被官員聽到，而官員有責任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但是也應該清楚地看到，在實際的過程中，作為個體的公民直接參與公共政策製定的機會是很少的，特別是在倡導社會精英治國理念下的政治框架當中，公民一般都會被各種借口和理由排斥到了整個政治決策的過程之中，使得公民很難控製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因此，要想使得投票選舉能夠有效地左右公共決策，也就是說讓公民通過選舉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一般必須具備如下四個條件：第一，參加競選的候選人提出明確的政策抉擇；第二，使選民關心社會政策問題；第三，選舉結果必須反映大多數人在這些問題上的意誌；第四，當選的官員必須信守承諾。
一般來說，公民參與公共決策更多的是為自己的利益考慮，所以一旦公共政策的配套措施不完善或競爭機製不健全，都有可能無法滿足社會公眾的利益要求，從而造成社會公眾的心理出現不平衡或不公平感，他們也許就會由政策的支持者轉變成為政策的反對者。因此在西方國家，除了公民投票的民主方式以外，公民參與公共政策製定與實施的方式還有聽證會、示威遊行、罷工、罷課、請願等，甚至有時還會采取某種非體製的方式，如暴動或騷亂。通過這些比較激進的社會活動方式，公民可以反對某項損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公共政策出台，迫使政府修改或者廢止這一公共政策，從而影響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實施。此外，在不同的政治體製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當中，公民作用於公共政策製定與實施過程的方式、路徑與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深受社會製度、社會環境的製約與影響。
3.社會非法權主體
社會非法權主體與社會政治法權主體一樣都同屬於非官方參與者，不擁有法定權威，但是在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過程中社會非法權主體主要是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作用，從而影響和左右著整個公共政策活動，使其成為不可忽視的公共政策主體因素。社會非法權主體影響公共政策，主要是指那些其宗旨不在於參與製定公共政策，但卻有能力在需要的時候，直接並強有力地影響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的社會行為主體。這類主體主要包括以下三種類型：
（1）不見諸於社會公眾的一些非法利益集團。非法利益集團屬於不具有合法性、做起事來不擇手段、不考慮後果的另類社會利益集團，因此其行為和活動方式不僅完全違背法律法規，而且還違背社會道德和社會良俗。這類利益集團的最大特點，就是通常主要通過一些幕後的活動方式和非法的手段來影響公共政策，以達到獨占其利的政策訴求。此類利益集團一般主要是以追逐經濟利益為其根本目的，以執掌製定和執行公共政策權柄的政府官員為其行為對象，而金錢賄賂、美女的利誘和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是他們慣用的方法與屢見不鮮的伎倆。這種行為成為非法利益集團有效影響公共政策，使其在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獨占其利的一條便利途徑。因此，他們影響國家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過程中的許多活動都是不合法、完全不公開的，極大地妨礙了公共政策獨立性、公平性與公共性。
根據以上的定義我們可以推斷出，社會非法權主體可以是一個非法的、極為不道德的財團或者一個公司，也可以是某一個秘密社團或者某個非正式的社會組織，甚至可以是某一個社會黑幫，例如意大利的黑手黨。從目前世界一些國家揭露的情況來看，凡是對製定與執行公共政策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知名人物，其中不乏一些聲名顯赫的政界要員，例如議會的議員、行政長官、法官、工會組織的領導人、政黨的黨魁等，都有可能因為一些共同的利益與社會非法權主體相勾結，或者完全受製於他們。因為這類社會法權主體所從事的都是一些見不得人的政治勾當，一般主要是采取金錢收買的手段、溝通關係的手段、暴力脅迫的手段等，而這些不良非法行為是社會公眾完全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們影響公共政策的活動都具有極強的隱蔽性。這類社會非法權主體，雖然在社會法律範圍內是不合法的，從事著極為不道德的社會活動，並為廣大社會公眾所唾棄，但由於社會體製的製約性，在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過程中，他們還是可以鑽體製及法律的空子，對公共政策產生某種巨大的影響，以在社會資源分配時犧牲社會公眾或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從而實現他們所追逐的私利。一般把這種影響公共政策的途徑稱之為非法途徑，遭到人們廣泛的道德譴責和唾棄。
（2）傳播媒介。傳播媒介是社會公眾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因而長期以來，如何對傳播媒介進行有效地運用，一直被認為是一種高超的政治技巧，因為傳播媒介在監督社會管理，凝聚民心方麵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傳播媒介包括廣播、電視、報紙、雜誌、書籍和國際互聯網等，它們具有覆蓋率高、信息量大、影響麵廣、衝擊力強等特點，是現代社會人們借以表達思想和意願、傳播各種信息的重要工具。傳播媒介主要是通過製造和傳播社會輿論而成為極具政治影響力的社會行為主體，特別是對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因而被視為公共政策主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公民與政府進行平等博弈的重要平台。
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絡的迅速發展，使得傳播媒介與社會政治生活之間的相互聯係越來越緊密，相互之間的作用與影響越來越大，在社會的管理當中，開創了一種信息多元傳遞和言論相對自由的全新局麵。社會公眾在沒有特權，完全平等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中突破了原有的時空界限，隨時傳送和獲取各種社會信息，可以比較自由地表達自己對社會某一公共事務的關注，並且形成了一種虛擬的社會利益共同體，以此影響政府與政治家們的重大決策。例如，通過互聯網絡，社會公眾就可以極為方便、快捷地登陸政府的網站，及時地了解政府的各種非機密信息，查詢政府的服務計劃以及實施的情況，從而享受政府全天候的附加值更高的公共服務，幷通過向國家的政治體係輸入所需的公共政策訴求和公共政策支持，有效地介入國家的政治生活，參與社會管理的重大決策。公民這種通過互聯網輕而易舉地介入國家政治生活，積極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可以使得人們清晰地看到，一個推動公民積極參與社會公共決策的網絡時代已經來臨了，特別是號稱“第四媒體”互聯網絡的發軔和勃起，必然極大地激發社會公眾介入國家政治生活，參與社會管理的自主性和自覺性，使得社會公眾更加積極地關注重大的公共決策。因此，傳播媒介曆來受到公共政策理論研究的高度重視，把傳播媒介視為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實踐的重要手段。
在過去，由於受到落後的交通、通訊手段的限製以及信息傳播數量和傳播速度的影響，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比較單一，僅能夠通過報紙、電台和電視台等傳統的媒體甚至“小道消息”了解社會信息，從而使得許多享有參政權利的公民並沒有能夠真正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來，加之傳統的政治體製形式受地域性、時間性的嚴重限製，致使相當數量的社會參與主體被迫放棄了應有的政治參與權利，使得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廣泛性和普遍性難以實現。然而網絡時代的到來，為人類社會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從而突破了傳統媒體由於時空間隔而造成的種種障礙，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遞模式，為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提供了更為快捷的多元化渠道，避免了公眾利益表達和利益輸入過程中的信息失真、扭曲和中斷，提高了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發揮了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自主性和自覺性。特別是以計算機技術、現代通訊技術、信息技術為支撐的網絡，把世界上的每個國家和地區連成為了一體，形成了“地球村”，從而導致公民參與社會管理變得十分便捷，社會信息的獲得與傳播變得更加方便，人們在任何地方隻要通過上網，就能夠對社會的公共事務發表自己的看法。因此，廣大的社會公眾借助互聯網絡這種全新的社會互動方式，在共同的利益與興趣基礎之上，開拓出一種新型社會參與範式，即電子參與。電子參與作為一種世俗化的政治行為，逐漸成為網絡時代非政府性參與社會管理的主導形式，成為公眾參與社會重大公共決策的有效手段，拓寬了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渠道，保障了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可以順利地輸入到公共政策的係統當中，使得西方著名政治學家奈斯比特（A.Naisbitt）在其著作《大趨勢》中所預言的社會管理的“共同參與製”並非是一個天方夜譚。
傳播媒介之所以屬於社會非法權主體，對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過程具有重大的影響作用，完全是由於它所具有的一些特點決定的。傳播媒介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它是傳播政府意圖符號的有效工具。現代公共決策需要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因而需要政府把政策意圖及時、迅速、廣泛、有效地告知公眾，以得到必要的反饋，實現政府與公眾的雙向溝通，為政府與公眾的平等對話、全麵合作奠定基礎。然而要做到這些僅憑政府自身的宣傳渠道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借助於現代化的傳媒工具，因為大眾傳播媒介是公眾獲取社會信息的主要來源，是政府與公眾進行雙向溝通的重要平台和媒介。傳播媒介的第二個特點是它是社會輿論的風向標。大眾傳播媒介能及時有效地向官方決策者反映社會的需求和公眾的意願，為公共政策的製定與調整提供客觀的信息依據，從而影響公共政策的內容和價值取向，使得出台的公共政策更加符合公眾的利益需求。傳播媒介的第三個特點是它是社會輿論的導向舵。傳播媒介總是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傳達一定的思想和情感，即通過帶有自己傾向性的報道，以及對新聞事件的分析、解釋，來引導和控製公眾輿論的焦點和走向，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對公眾的價值取向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宣傳與引導作用，使得公眾完全按照傳播媒介給每個社會問題所確定的重要性次序來分配自己的關注點和注意力。因此，官方決策者通過掌握大眾傳播媒介就得以實現有效的社會控製，從而有助於公共政策體係的良性運行。傳播媒介的第四個特點是它是社會信息傳播與分配的中樞。信息是事物的反映，必須以物質為載體而存在。零散的信息可以拚裝成有意義的畫麵，影響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的發展，所以信息對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現代社會政治生活中，公眾與其他利益實體主要是借助傳播媒介來影響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
此外，傳播媒介一般還利用自己快速優先獲取信息的有利條件，能夠有效地影響利益集團和社會公眾掌握信息的數量和質量。當然，首先獲得信息的利益集團或公眾在影響公共政策方麵具有一定的優勢，即優於那些沒有掌握這些信息的其他團體或公眾，這種由於掌握信息多少所造成的差異性，對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這種狀況被稱之為“知識鴻溝”。知識鴻溝無疑會介入日常的政治生活和公共政策的過程。一般來說，社會的知識鴻溝越大，則社會在公共政策方麵具有的影響力的差異性就越大。因此，獲得信息較多的人對公共政策具有較強的感知能力和實踐能力，具有較強的政治功效感和政治責任心，會比掌握信息較少的人以更積極的理性方式介入政治生活，參與社會的管理。
有些專家學者認為，隨著現代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傳播手段的日益先進，傳播媒介作為社會輿論的主體，對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的影響力極為巨大，是一種並列於傳統國家權力，即立法、行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