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作為政治學的一個新興研究領域，作為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主要是與政府管理的專業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進程密切相關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政府管理現代化的不斷深入，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治學以及公共行政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而得到不斷的發展。但是，由於公共政策傳入中國的時間不長，學科建設及其在公共政策過程中的實際運用還處於初始階段，其學科尚存在著發育不全以及理論和方法貧乏的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麵：一是一些學者受傳統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約束，不能從根本上突破傳統範式的局限，從而陷於不切實際的空泛理論陳述的藩籬；二是由於傳統理論和方法的貧乏，一些學者轉而吸收和引進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但由於忽視了對本土社會政治結構及人文特點的深入研究，滿足於西方理論和方法的簡單移植，從而陷入了西方理論和方法論“普遍適用”的認知誤區。
公共政策的研究領域在中國大致分為三個方麵：其一，是公共政策的學科建設。主要是為我國高等院校的相關學科，如政治學、公共行政學、工商管理學等學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公共政策方麵的課程，著重研究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原則、理論和方法，力爭完善公共政策的理論體係。在我國早期公共政策學科體係的研究過程中，主要受傳統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方法的影響。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在公共政策學科體係的研究過程中，開始逐漸引入並借鑒大量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公共政策學科體係的理論成果。其二，是對公共政策方法和工具方麵的研究。這方麵的研究，多集中於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運用自然科學和工程學以及數學、統計學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研究政府不斷出台的大型社會方案和社會工程的科學性、可行性和優化性等。其三，是對政府部門政策的研究。主要是針對政府的各個部門為了解決所麵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作出的對策性研究。
根據以上中國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實際情況，概括起來主要具有以下三個方麵的特點，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推動著中國公共政策學科的發展。
第一，中國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與分析，是以黨和政府如何指導和規範社會行為作為主要目的，即強調公共政策在規範社會行為、指導社會經濟發展和調節社會利益等方麵的性質、特征和功能。例如，中國著名學者張金馬認為，公共政策是“黨和政府用以規範、引導有關機構團體和個人行為的準則或指南。其表達形式有法律規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腦的書麵或口頭聲明和指示以及行動計劃與策略，等等”。中國著名學者陳慶雲則強調，“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綜合、分配和落實的過程中所製定的行為準則”。在中國，由於黨和政府不但在公共政策的製定和實施方麵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而且在的政治與經濟改革方麵，以及在社會發展等重大公共決策和方案實施的設計方麵也起著主導性的作用，因而在中國的公共政策研究領域，較多地注重公共政策如何更好地體現黨和政府的既定目標，有效地指導和規範社會行為等方麵。而對於決策者的意願，特別是對於那些有影響力的政府部門，以及社會利益團體是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這樣的涉及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問題卻關注較少。
第二，在學科的歸屬上，一般將公共政策歸類於公共行政學的研究範疇。在我國，多數的公共政策研究，都是將其看做是提高政府公共決策水平和提高社會管理效率的理論工具。這一特點部分地反映出了公共政策迅速地興起是我國現實政治需要的本質特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製定的改革開放的公共政策，不僅促使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一係列根本性的變化，而且也推動了我國政治文明不斷發展。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麵臨著許多迫切需要解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不但大量湧現，而且還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由於科學文化教育落後，法製不健全，以及政府官員素質低下，特別是在法治和民主作風等方麵存在的問題，使得領導者和整個行政體製很難適應和滿足社會變革的需要。因此，公共決策體製以及社會管理方法的落後和局限，在我國的社會變革當中成為亟需解決的首要課題。在這種形勢下，國家的領導人把公共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作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並把其提了中央政府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普遍提高各級領導者的公共決策水平，從而在我國建立起一整套科學的公共決策體係，即不斷完善我國公共決策的支持係統、谘詢係統、評價係統和反饋係統，以保證我國社會改革進程順利進行。因此，為了配合這些政治需求，我國的大多數學者都將公共政策研究放在了探討有關工具性層麵和規範性選擇方麵的理論研究，如在公共政策的製定和執行過程中，如何去優化公共政策方案和提高公共政策的執行水平等，但對於公共政策過程中，社會的各種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是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這些純理論性的研究則完全被忽視了。公共政策這一學科的研究取向，是與我國政府的公務員培訓方案，以及如何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如何提高公共政策製定水平的意願相一致的。
第三，公共政策主要是為政府的相關部門提高行政效率服務的，所以公共政策的研究，比較注重於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和對現有的公共政策進行解釋。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使得我國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我國政府也麵臨著更多的政治、經濟等一係列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地方保護主義、國家財政在市場化中的困境、機構改革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貧富兩極分化、農村剩餘勞動力、糧食流通體製問題、國有企業嚴重虧損、銀行不良資產、下崗職工問題和再就業問題、社會保障體係改革、反腐敗、金融體製改革、稅收體製改革，等等。這些政策問題的大量存在和提出的挑戰，極大地刺激了我國許多知識精英從事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這些具有極大熱情的知識精英，大多數具有某一領域的專業知識，並在相關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機構工作，因而比起其他人員具有更多的便利和特權，去接觸和掌握政府內部的政策信息。他們的研究，一般比較注重對某項具體政策或政策問題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多表現為政策問題的分析報告、政策方案和政策建議、政策內容的詮釋，以及對政策曆史演進的闡述和分析。其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認同和采納，因而對我國政府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具有一定的影響。然而，我國知識精英在對於公共政策的研究與分析方麵，很大程度上依然局限於傳統的“士人進言”、“輔佐明君”的議政模式上。這種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知識精英對特定的政治精英或政府部門完全依附，所以他們的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一般在理論研究的取向上很大程度是圍繞所依附的政治精英的意願和社會政治需求，以及所屬部門的利益需要而進行的，因而在其公共政策分析的選項上，特別是在理論價值的取舍上，基本上是圍繞著社會管理者的政治意願和利益需求進行選擇的。這些行為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共政策理論研究與分析結論的科學性、客觀性與公平性。同時，由於上述的種種考慮，這些知識精英也往往回避對現有公共政策實際效果的全麵評估，尤其是對那些失敗的公共政策進行有效的評價。
20世紀80年代後期建立起來的我國公共政策在理論淵源的承繼上，大致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麵：其一，科學社會主義研究學科的理論體係。我國公共政策的興起與發展，吸引了我國科學社會主義研究領域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興趣，這些專家學者繼而把他們研究方向轉向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的研究領域，同時也把他們熟知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移植到了公共政策的研究領域。然而這種移植大多是套用哲學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相關概念、術語和解說，用以解釋公共政策的定義、性質、特征，以及公共政策的製定原則與公共政策現象的關係。由於理論上抽象、空洞和過於教條，因而使得這些研究理論與分析方法很難對中國具體的公共政策現象和公共政策過程研究提供實際的理論指導。其二，引進與借鑒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的公共政策理論體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界與西方社會的交流日益頻繁，而作為新興學科的公共政策領域，其理論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許多西方社會的公共政策理論和方法被大量介紹和引入到了中國。西方社會理論和方法的引入不僅活躍了中國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的發展。
但是，中國對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引入和借鑒，也一直存在著兩個方麵的主要問題：第一，對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理論和研究方法缺乏一種全麵係統的分析，所以不能夠及時地吸收和消化國外的研究成果，對其學科體係的了解也支離破碎，所以對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借鑒往往弄巧成拙。第二，盲目地相信西方社會的公共政策理論與研究方法具有科學性和普遍的實用性，所以缺乏一種對中國本土政策問題深入研究的理性態度，而是簡單地套用西方社會的公共政策理論與研究方法來分析中國的政策問題，從而使得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缺乏自己應有的獨創性，不能夠真正地解釋和有效地解決中國社會管理過程中的一些實際政策問題。
一般來說，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困境，主要產生於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麵，例如學科建設起步較晚，學術研究群體的整體素質不高，並深受現實政治環境和政策問題敏感性的影響，特別是中國政府對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不夠重視，對研究經費的投入非常有限，等等。但通過對根本性的原因進行分析之後，人們發現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存在困境，主要在於理論上一直沒有能夠很好地認識到科學的借鑒與公共政策本土化經驗研究兩者之間存在的相容問題。借鑒一般涉及的是吸收西方公共政策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優秀成果，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來豐富和推進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的發展。應該肯定，世界上不同文化間的學術交流和相互學習，十分有利於學術研究的發展。因此，從中國公共政策存在的學科發展起步較晚、體係不完善和學術研究不規範等問題的角度來看，加強對西方公共政策理論和方法的研究，借鑒與吸取西方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有利於迅速提高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的發展水平，但關鍵的問題是任何對西方公共政策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借鑒，都不應該是一種盲目的和被動的行為。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與學科發展十分迅速，新的公共政策理論、方法、範式和研究途徑不斷湧現，因而積極地研究與吸收西方公共政策已有的研究成果無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人們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的理論解說與學科發展，主要源自於西方社會的實踐經驗，其中包含了許多西方社會特定的曆史、文化和價值取向等客觀與主觀的成分。因此，這些建立在特定曆史、文化和特定“區域”經驗基礎之上的公共政策知識和理論解說，不可能對所有的文化和區域公共政策現象具有普遍的解釋力。例如，19世紀在歐洲和北美建立起來的社會科學，其本質就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而且，在全部社會科學的發展史中，人們始終所追求的那種具有普遍性解釋力的社會目標，基本上從來就沒有實現過。因為它的研究成果不但受到特殊曆史時期的時間限製，同時也受特定社會文化的空間限製。因此，以西方為首的社會科學遺產在相當的程度上是狹隘的，至少是在跨曆史和跨文化的意義上是如此的。對他人研究成果的借鑒，首先要始終明確自身需要達到的目的，同時還需要深入了解所借鑒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在學術上和應用上的實際價值。也就是說，人們應該明確地知道自己在對西方公共政策理論與研究方法借鑒的過程中，應該借鑒什麼，借鑒中應該注意哪些關鍵性的問題。因此，對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的理論成果與研究方法的借鑒和吸收，必須注意辨識這些成果當中“地方性知識”的成分和對本土經驗解釋的局限性。
然而，中國在借鑒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的理論成果與研究方法過程中，對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理論成果中所存在的一些地方性知識的局限性往往認識不足。尤其是一些專家學者在對西方社會的公共政策理論研究成果的借鑒過程中，普遍存在著一種主體意識缺乏和理論移植的盲從性。這些專家學者在借鑒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成果的時候，往往沉浸於其學科體係的博大精深，而忽略了對本土人文社會應有的關懷和認知本土人文社會的初始目的。由於這種主體意識的缺乏，使得中國的專家學者在對各種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理論研究成果的繼承方麵，缺乏一種必要的辨解能力和批判態度。在這方麵，西方學者所具有的那種對科學知識繼承時所持有的批判性精神和不斷反省的科學態度，的確值得中國的專家學者們認真學習。因此，中國的專家學者們在公共政策理論研究中所存在的主體意識缺乏和理論移植的盲從，是造成中國公共政策這門新興科學發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中國公共政策的學科發展要想完全擺脫這種困境，首先需要充分認識到以西方人文社會實踐經驗為觀察對象所概括和總結的理論與方法，在解釋和分析其他人文社會的政策現象和經驗當中可能出現的局限性。其次，樹立學術群體的主體意識，加強中國公共政策本土化的理論研究和對本土特征知識的不斷積累。同時，應該提倡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的規範化，不斷提升學科群體研究本土公共政策實踐和經驗的水準，在公共政策本土實踐和經驗的知識積累過程中，積極地探索一種適合中國人文社會發展特征的公共政策理論。
針對中國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現狀和學科發展所存在的問題，人們目前對西方公共政策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學術借鑒，應該嚴格區分兩個不同層麵的內容：其一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規範（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也同樣應該遵循這些規範）；其二是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的研究規範，主要指的是知識的辨偽存真、有序積累和傳承相繼，以及學術交流、學術對話和批判性反思所應該遵循的一整套規則和標準。社會科學的研究體係最早是在西方國家創建的，其知識體係經曆了兩百多年的承繼和提煉，因而在學術上形成了一整套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研究規範。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規範，主要是在對事物的觀察與自身經驗的基礎之上逐漸形成的，因而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它仍然不能夠完全擺脫“地方性知識”的色彩。但不可否認，這些學術研究規範在發展過程中，吸取了當時人類已有的文化成就，特別是在近幾十年的發展當中，試圖從探討其他人文社會的經驗中得到驗證。尤其是這些學術研究規則具有相當的清晰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到目前為止，這些學術研究規範在認識客觀社會現象和進行知識有效積累方麵，不失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工具，並被其他人文社會的研究所借鑒。
長期以來，中國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一直缺乏一套科學的學術研究規範，學術研究經常存在著臆想性和隨意性的成分，因而其研究成果必然不能夠如實地反映公共政策現象和過程的客觀事實。此外，由於學術對話和學術批評受現時政治意識形態和公共政策價值取向左右的成分較大，所以理性和科學性的成分嚴重不足，並影響到了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的有序積累和承繼。然而，把中國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與學科發展緩慢的理由，簡單地歸結為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和政策問題的敏感性，而忽視或掩蓋中國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整體研究能力的不足，這是一種逃避責任的消極態度。事實上，公共政策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和政策問題，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會遇到一些政治敏感性的難題。原因在於公共政策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工作，非常接近那些決定公共政策的社會勢力。這些牢固地掌握權力的社會勢力，緊緊地掌握著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的某種分配形式，因而他們有一種特殊的理由，非常厭惡那種刺探他們社會地位和活動性質與根源的行為，他們傾向於鼓勵一種並不深入調查現有事務安排的基本原則。由此可見，公共政策作為一門政治學的二級新興學科，它所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在不同的政治體製下，都會或多或少地遇到一些政治敏感性問題，問題的關鍵是公共政策理論的研究者們應該如何麵對這一問題，並從學術層麵上積極探討解決的方法。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的研究者們，應該站在學術道德和學術研究的科學立場上，通過強調公共政策理論研究的規範性，從全麵地、係統地觀察事物的角度上，不斷探求與揭示公共政策現象的本質特征和研究的有效途徑，這無疑是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者們的應盡義務。在這些方麵，西方社會公共政策理論研究的相關規範性，以及“向權力說真理”的探索精神，是值得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者們認真借鑒的。總之，科學地借鑒與吸收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規範和標準，提倡公共政策的規範化理論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加強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學術對話和學術批評，是提升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整體水平的重要因素。
中國的公共政策學科雖然已經發展了20多年，其理論研究在現實政策問題的推動下也顯得異常活躍，但由於其理論和方法主要是照搬其他學科和西方的研究體係，所以缺乏學科自身理論的建樹和創新，這種理論上的困境導致中國公共政策學科體係的整體發展較為緩慢，從而也使得中國公共政策學科體係的理論研究長期停留在一個較低的發展水平。回顧中國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20多年來的發展曆程，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興起和發展是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密切相關的，或者說，與我國政府改革舊的公共決策體係和行政體製，不斷提高公共決策的水平，滿足行政效率的要求，改進公共管理手段的舉措相輔相成。這種來自政府方麵的“需求”，成為促進我國公共政策興起和發展的強大動力。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在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方麵將會遇到更多的機遇，也會麵臨一些嚴峻的挑戰，因而我國政府在繼續改革開放的道路上，也必將更多地依靠自然科學的發展與社會科學的發展，來有效地幫助解決日益複雜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問題，中國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的發展必將繼續受這種“需求”的推動。
盡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政策研究受到了中國國內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研究成果斐然，逐漸擺脫了理論上洋涇浜式的混雜局麵，顯示出了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的特色和氣象。但時至今日，中國的公共政策研究仍然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體係和研究方法，已有的國內研究要麼對類似問題進行重複性表述，要麼憑空使用新概念及新名詞，造成對公共政策的研究陷入無謂的概念之爭，從而使得許多研究著作具有很多共同點，那就是對公共政策描述性的多，動態性分析的少，基本上沒有政策評估，缺少成熟的理論支撐和實際論證。尤其是在公共政策研究過程中，過分注重運用經濟學的方法處理公共政策製定，忽視非理性行為和大眾政治因素，使得公共政策製定研究對實際政治方麵的處理存在著一種偏頗，從而扭曲了對公共政策製定實際的理論處理。因此，中國的公共政策研究一直缺乏完善的概念體係和有影響的理論假設，即就是有一些對公共政策的研究，也是較多地針對全國性的基本政策，而反映地方政府方麵的具體政策少，更缺乏公共決策過程中的調查研究。以上中國公共政策的研究現狀，使得中國公共政策理論與方法的本土化進程發展的極其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