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美國民主黨參議員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大選中獲勝擔任了美國總統之後，更加積極地尋求解決社會矛盾與問題的應變之道，製定了一個政治口號為“新邊疆”的綱領性社會改革方案，提出了美國曆史上第一個比較徹底取消種族隔離的民權立法。1965年，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上台擔任美國總統之後，宣稱要完成“新邊疆”的未竟事業，使美國走向“一個偉大的社會”。從此，以向社會貧困宣戰，不斷擴大民權等為主要內容的“偉大社會”計劃，以及積極尋求社會公眾的協同一致，達成穩定和變革的社會政治發展目標，不斷彌合美國社會的裂痕和分歧，就成為了約翰遜政府對內政策的重要標誌和治國綱領。20世紀以來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減少了非常規的政治影響，沉重地打擊了社會腐敗行為，促進建立了強有力的行政部門，緩解了勞資雙方的尖銳衝突與矛盾，加快了美國公眾對多樣性和公正平等社會的認同。美國政府所倡導的這種“雙贏”的社會發展策略，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社會民主化、法治化、多元化、開放性的發展潮流，造成了人民權力意識的不斷抬頭，加快催生了現代公共政策，奠定了美國政府社會管理的合法性基礎以及合理性的機製。而現代公共政策在美國的誕生與發展，又有助於提高作為管理美國公民生活主體的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社會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從而實現了社會重大決策的公開化與科學化。因此，美國社會政治生活的巨大轉變，成為現代公共政策誕生在美國的製度性保障，而現代公共政策的誕生反過來又對美國社會的相對穩定和長期的社會繁榮貢獻良多，成為推動美國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3.美國經濟與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是公共政策誕生的物質基礎
在自然經濟社會中，因經濟發展水平不發達，科技發展水平落後，其經濟模式隻能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組織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一村一鄉為地理界限，使得社會公眾交往的廣度和深度極其有限，社會聯係也就完全脫離不了那種以家庭、村落為支點的血緣、地緣、姻緣等人際關係。這種社會關係的特點一是非常狹隘，二是相當固定，三是極端封閉。因此，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科學技術落後的限製，公民之間缺乏一種廣泛的社會聯係性，從而阻礙了人類社會經濟的變化和發展。
美國社會的發展頗具傳奇色彩，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後起之秀。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隨著美國社會政治環境逐漸趨於穩定，其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迅速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已經完全趕上了一些老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先進的大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使得美國社會形成了以市場為軸心的極為廣泛的社會分工與協作。美國這種以社會化大生產、社會化大交換為重要經濟特征的社會，造成整個社會化大分工日益精細，使得美國公眾之間、社會組織之間的縱橫關係與溝通協調的依賴性日趨重要並不斷加強，而這種社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成為美國公眾與社會組織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因此，任何個人、任何社會組織，均須要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獲得社會整體的支持之後，方能生存和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認為，未來世界經濟的自由化，是世界和平的經濟基礎。因此，羅斯福提出了要通過建立有關國際金融機構，來穩定和重建世界經濟秩序的方案，以便達到由美國來領導與控製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國際投資的目的。1944年7月，美國、英國、蘇聯、中國等1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舉行了國際貨幣金融會議，此次會議基本上按照美國提倡的方案，通過了“最後議定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複興開發銀行”等兩個附加性文件，總稱為“布雷頓森林協定”。這個協定把美元與黃金掛鉤，使得美元享有高於世界上其他國家貨幣的特殊地位，從而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戰後西方世界的貨幣體係。而“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則成為美國輸出資本的得力工具。1945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華盛頓宣告成立，並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世界銀行的行長必須要由美國人來擔任。從此，美國憑借其資金的優勢，完全控製了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組織，使得美國此時已經完全取代了傳統世界大國英國的國家地位，從而逐漸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新體係。
此時的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現代工業體係和最繁榮的社會經濟，它的GDP占到了當時整個世界GDP的一半。特別是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係的形成，還促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國際貿易體係的中心。尤其是在這一時期對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強大推動作用的，是一係列有關指導美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經濟理論新成果，像雨後春筍般的不斷大量湧現，並成為指導美國政府發展社會經濟的主流理論。例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預期理論（核心觀點認為：人們源於預期而作的反應，可以改變經濟模式的預測結果）、製度理論（核心觀點認為：製度環境是關係經濟收益好壞的決定性因素）、福利經濟學（是一種人本主義的經濟學）、自由主義經濟學（核心觀點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應該強調政治的正當性，而不是效率的正當性和經濟自由）以及著名的博弈理論（也稱之為納什均衡理論）。這些經濟學中的新成果、新理論，對美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具有裏程碑的決定性意義，使其成為這一時期令人刮目相看的弄潮兒。特別是雇員經濟參與決定製和混合經濟的建立，以及以社會保障製度作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國家夢幻般的升起，透明式生產力的廣泛引進，社會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都極大地緩解了美國社會的公共矛盾，促使美國的社會經濟充滿了活力，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當然，美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有時候也導致供求關係的失調，造成市場的失靈。因此，美國政府為了更加有效地幹預社會經濟生活，解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失靈與混亂，勢必需要將現代公共政策作為一隻“看得見的手”，來宏觀幹預市場經濟，有效管理公共事務，不斷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從而保障美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平穩有序地發展。而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反過來又為現代公共政策在美國的誕生提供了堅固的物質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經濟的繁榮昌盛像巨大的催化劑一樣，極大地推動了其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形成了許多新的知識和技術。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整個社會掀起了令人歎為觀止的以電子信息技術為標誌的新工藝材料、新能源形式、新產業技術、新運輸工具、新通訊手段的科技革命大潮，尤其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誕生，以及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協同論的誕生，又帶動了更多的新發現、新創造，在美國形成了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使得美國在世界新科技革命中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成為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中心。特別是美國核能的利用、電子計算機的問世以及航天航空等空間技術的巨大發展，成為世界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開始的重要標誌。
美國在科學技術方麵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不僅擴大了社會經濟的活動領域，而且還促進了社會教育的普及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從而引發了一係列重大的社會變革。社會變革除了使得全體公民的民主意識、民主參政議政的能力得到了極大提高之外，就是使社會的結構發生了全方位的革命性變化，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社會交往形式、社會生活方式和思想價值觀念，為公民理性選擇公共管理主體創造了社會條件。此時美國新興高科技產業異軍突起，尤其是電腦的普及和國際互聯網的普遍開通，使得大量知識型勞動者成為高科技產業領域中的個體經營者，他們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長和掌握的大量信息創辦了許多自己的小公司。他們我行我素，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這種現代分散型的勞動方式，以及比較富裕的生活和較高的文化修養，使得他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完全新化。因此，和老一代公眾相比，他們所關心的社會問題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物質享受，而是諸如生態問題、和平問題、婦女問題、人權問題等涉及如何提高社會生活質量的問題。他們有著更為強烈的自我發展和參與社會管理的強烈願望，有著更為激進的社會意誌表達要求。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基層民主，分散決策，強調個人自治和公民參與，並以新社會運動的形式，也就是抗議往往多於建設的運動，主要是在國家議會，而後也在議會內申明其政治主張。美國社會這種結構性的巨大變化，對其傳統社會的基礎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導致美國社會需要一種新的社會管理理念和製度，而這種社會發展的極大需求，就為作為公共管理重要內容和有效管理手段的公共政策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社會條件。
此外，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印刷技術日益普及和提高，使得報刊媒介手段不斷多元化並遍及千家萬戶。特別是電子技術的不斷進步，帶來廣播、電視、電影、電話、微電腦、人造通訊衛星、因特網等電子傳播媒介在美國社會廣泛普及，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可以用越來越快的速度獲取、加工和交換各種各樣的社會信息，從而為社會公眾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交往與聯係提供了可能性，也為現代公共政策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手段和可行性方法，為現代公共政策在美國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公共政策被普遍地接受並且得到迅速的發展，是在20世紀60年代。20世紀60年代，作為公共管理新範式的運行者，美國政府率先吸收和采用了公共政策學科的研究成果。在公共治理的過程中，強調公共決策的有限理性，強調政策的製定和執行的不可分割性，試圖構建一個政策製定與政策執行、政策分析與政策評估之間不斷循環的周期係統。並將公共政策直接應用於聯邦政府所麵臨的若幹大型、複雜的國策問題的研究和處理，成功地大規模集中和組織了專業力量和生產力量，解決了諸如國防、宇宙探索、高新尖端科技的開發與利用等領域裏的某些重要問題，從而引起了世界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在此期間，不僅湧現出了大量的有關研究公共政策的專業性組織和學術刊物，而且公共政策無一例外地成為世界各工業發達國家主要大學的進修課程。尤其是公共政策的理論和方法，不但在許多國家的各級政府部門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而且由於其所具有的潛力和普遍的適用性，公共政策同時也在許多私營部門得到了極大的推廣，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受人們關注的學科之一。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政策的理論和方法已經成為了工業發達國家的政府乃至企業管理決策的基本方式，以至於形成了這樣的一種社會管理現象，即未作政策分析，不作政策決定。
綜上所述，正是由於美國社會20世紀以來人性文化的不斷興起，民主政治的深入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市場經濟的高度發達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等諸多方麵因素的滋生與促進，才使得現代公共政策這門嶄新的學科在20世紀50年代誕生於美國，並快速發展脫穎而出，以令人耳目一新的麵貌自立於社會新學科之林，實現了現代人類政策觀念的全麵革新和迅速轉變，給人類社會的科學知識體係增添了新的科學內容。因此，現代公共政策在美國的誕生，不僅僅是某種行政秩序與結構變化的產物，它還是一種社會心理文化轉變、社會風尚進步的重要表現載體。總之，研究現代公共政策形成的社會背景及其誕生於美國的原因，可以幫助人們全麵了解現代公共政策與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狀況之間的聯係，全麵了解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全麵了解社會體係對這些問題所做出的反應，從而科學地理解現代公共政策抉擇的前因後果，以及現代政府的價值觀念與行政行為對社會公共問題所產生的影響，從而增進人們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最終提高政府的公共決策能力與解決社會公共問題的行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