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國社會文化心理的變化是公共政策誕生的人文條件
一般來說，美國社會文化心理的變化是現代公共政策誕生的基本社會條件；美國社會政治的巨大轉變是現代公共政策誕生的製度保障；美國社會經濟與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是現代公共政策誕生的物質基礎。這些社會曆史條件的變化，既向美國政府的社會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例如提高工作效率，開拓新的市場，實現社會公平等；也為美國政府的社會管理提供了新的有效工具，例如現代公共政策科學體係的出現，使得美國政府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從簡單進入複雜而有組織。
現代公共政策誕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絕不是偶然的，有其主客觀的必然性。因為當時美國社會既具有現代公共政策產生的內部環境，即先進的管理理念與完善的管理方式，又具有良好的外部條件，即當今世界綜合國力最為強盛的一個超級大國。因此，現代公共政策產生於美國完全是與美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社會文化心理等方麵的社會發展條件相聯係的，充分體現出政和國興的社會發展趨勢，使得社會管理完成了從科學管理到管理科學的發展演變。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成為世界頭號大國，社會經濟繁榮，科學技術發達，民主法治製度健全，遵循著開放、民主、公平、自由的社會發展原則。
美國與西方以英國為首的老牌工業化國家相比，又是世界上一個曆史發展很短、民族文化根基較淺、完全由來自於世界各地的移民所組成的一個新大陸國家，建國的曆史不過200多年。然而，就是因為美國建國時間較短，使其缺少沉重的曆史包袱，崇尚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現代精神，具有巨大的社會活力和創造性。美國社會的這種特質使其各種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在交流過程中不斷得到發展與完善，促其社會更加民主開放，法治更加完善，從而使得社會群體彼此之間的溝通協調更加容易。美國社會的這種特質決定了它相對於老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其社會文化心理非常獨特，注重理性因素和心理因素在社會管理過程中的作用，頗具人文化、人性化的典型性。在美國文化體係中主要有三個最突出的特征：即個人主義、英雄主義和理性主義。個人主義使得美國人富於自由浪漫的色彩，提倡社會平等與寬容，崇尚民主與自由；英雄主義使得美國人崇拜巨頭偉人，尊重他人的權利和信仰，富於一種創新與競爭的精神；理性主義使得美國人注重嚴密的法規，崇尚教條、數據和實效，提倡構建多元化、人文化的社會。
古典管理科學的鼻祖泰羅（Taylor）的思想及其倡導的製度，便是美國理性主義的典型代表。泰羅所倡導的製度核心是通過對“時間和動作的分析”，強調對一切作業活動的計量定額，強調嚴格的操作程序，甚至連手足動作的幅度、次數等都要計算限定。因此，“人是機器”是泰羅那一時期最典型的代表性口號。當然，泰羅的思想和所倡導的製度麵對社會問題的複雜性並不完美，隨著社會的發展也麵臨著極大的挑戰。泰羅的思想和所倡導的製度雖然促使人類社會的管理理論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但也具有很大的社會局限性，那就是將人完全視為機器的一部分，顛倒了人與機器的關係，使管理手段異化為目的。因此，泰羅這種機械唯理主義的管理，雖然在短時期內取得了顯赫的工作高效率，有力地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但同時也促使社會矛盾，特別是勞資矛盾日趨尖銳化，使得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危機四伏，當然在這種社會變化中也孕育著一種文化意識的嬗變。正是在這種嚴峻的社會現實麵前，人們逐漸地意識到那種純理性主義文化的局限性，於是美國社會通過不斷反思，探索求變，使得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重新抬頭，社會公眾強烈要求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必須按照“平等互利，互利互惠”的原則運行，因此，在美國的社會管理當中又重新提倡要注意尊重人性，以人為本，不斷增進社會公平，從而使得尊重人性，注重公民權利和個人利益，強調公共利益和公共責任的文化觀念迅速獲得了美國社會的廣泛認同。
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梅耶（Mayo）在著名的“霍桑試驗”中提出的“人群關係理論”、“行為科學”，便是人性文化在美國逐漸抬頭的最有力的體現，而這場具有新政治學科學性質的運動，就像催化劑一樣，加速了美國政治學家們研究如何使政策理論科學化的問題。此外，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既為公共信息的有效傳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又對尊重個人的隱私但又互不相關這種過於狹隘的美國傳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衝擊，使得整個社會生活、社會交往更加趨向開明化、開放化與多元化，促使社會文化心理逐漸由理性轉向人性，由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這種以人為本的、尊重人性的、尊重個人感情和尊嚴的、人文化的、完全開放的社會文化，正是現代公共政策在美國得以滋生及成長的土壤。美國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巨大變化，促使人們的心性結構與社會價值觀念發生轉變，導致美國政府在管理社會方麵的目標、方針、策略、手段產生巨大的轉變，強調關注民主社會中的政策規劃、社會價值、合法性和控製，強調公共利益和公共責任，不斷地去努力尋求更加人文化、人性化、多樣性、以人為本的先進管理理念，用製度保障與民主對話作為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新政治原則，為美國政府的公共決策提供價值前提與合法性基礎，全麵增強政府公共管理的有效性，進而在與政府管理權之間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出“多元利益一致性標準”的現代公共政策。因此，從美國現代公共政策長期發展的實踐來看，公共政策是一門關於人際交往、人際合作、以人為本，充分尊重社會公眾行使話語權，從而最大限度地對公共權力施加重大影響的新興科學。特別是在尋求人際交往、人際合作，用製度保障社會公眾充分行使話語權的過程中，現代公共政策非常注重科學性、合理性、實踐性以及與公眾的協商對話，為政府與公眾之間、社會機構與公眾之間建立一種相互合作、互利共贏的融洽社會關係提供了有效機製。總之，美國社會文化心理的巨大變化，成為現代公共政策誕生在美國的基本社會條件之一。
2.美國政治的巨大轉變是公共政策誕生的製度保障
在商品經濟之前的自然經濟社會，廣大的社會公眾自然分散，進行著自給自足的經濟生產。由於生產規模較小，科學技術落後，社會化程度較低，所以公眾之間的社會聯係鬆散，缺乏統一的組織，導致社會公眾的政治力量非常分散，維護共同利益的意識極為薄弱，社會公眾的政治參與程度非常低。此外，加上嚴厲的封建專製和獨裁統治，使得民眾百姓成為“百依百順，逆來順受”的良民。官民之間、上下級之間隻有絕對服從的關係，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完全表現為“民怕官”。在這種統治者依靠高壓政策、愚民政策來實施統治的專製政治條件下，社會公眾既無須關心政治運作，也無法幹預政治的運作，輿論更不可能對社會的發展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凸顯製度的缺陷。因此，在這樣的非民主社會政治環境中毫無公共政策可言。
與專製獨裁的封建政治不相同，大工業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價值觀念是科學、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價值觀念改變了社會對自由內涵的理解，擴大了公民的政治權利，促進了社會的平等。因此，大工業社會的政治是一種自由民主的政治。自由民主的政治必然要體現大多數人的意願，滿足大多數人的社會需求，然而這一切需要相應的社會製度來作為基本保障，而這種基本的保障主要是通過代議製、納稅製以及選舉製來實現的。代議製是一種由各種社會利益集團推選出自己的代表來進行公共事務的決策與管理的社會政治契約製度，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體現和重大保證。而促使社會公眾關注並積極參與國家社會政治的動力，則主要來自經濟上的納稅製和政治上的選舉製這兩種民主化的社會政治製度。在社會公眾方麵，由於納稅製促使社會公眾作為納稅人有權了解政府的政治運作情況，因此產生出其關心與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運作的迫切需要。在政府方麵，納稅製使得政府有義務要將政府的重大決策與公共事務運作的情況公開透明，定期向納稅人公布與報告，通過政務信息公開的形式，全麵接受納稅人的社會監督。因此，納稅製是從社會經濟方麵促使社會政治生活民主化、製度化、法製化的重要動因。
此外，由於廣泛地實行了選舉製，一方麵要求社會公眾認真比較、精心挑選能夠真正代表自己意願的代表人去執政，並且有權監督自己的代表是否準確地反映自己階層的利益與意見，賦予社會公眾有更多的知情權、議政權，使得國家政治要有極大的透明度；另一方麵，被選舉者為了登上執政地位，或者為了保住執政地位，就必須更加及時地傾聽社會公眾的呼聲，全力以赴地解決社會公眾所關心的一係列公共問題，這是從政治上促進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動因。
由於代議製的民主政治在經濟上靠納稅製來支持，政治上靠選舉製來作為保障，這就使得當權者不能不注意要與社會各界公眾加強溝通，搞好政治關係，不得不更加重視輿情民意，並且要完全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特別是要千方百計地取悅選民和納稅人，唯有這樣方能贏得公眾的信任，從而獲得選票爭得民心，最終保住執政地位。因此，民主政治取代專製政治，必然促進以民主對話作為社會政治基礎、以社會公眾積極參與公共決策作為基本原則的現代公共政策的產生。因此，從某種社會意義上來講，現代公共政策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精神在當代的延續與發展。
此外，社會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密不可分，彼此相輔相成，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的曆史就是一個通往現代性、民主性，最終實現科學性的發展與演變過程。因此，一個國家的社會如果實現了現代化，形成了更強的社會流動，就會加速社會的民主化進程，而一個民主化的國家必須建立在人人平等的社會原則基礎之上。
美國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工業化國家，具有良好民主傳統，其政治文化的多樣性往往令人眼花繚亂，其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也是世界上所有國家中比例最高的。隨著美國工業化、都市化的發展，公民精神的特點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公民通過直接參與非政府組織以及準政府組織的活動，進而參與到日常政治生活當中，包括參加選舉、參與政黨活動，到政府當中去任職等，使得公民精神從直接參與社會群體的公共活動，逐漸演變成為個人與政府機構之間的聯係。這個演變的過程主要是通過政黨這個中介環節，而不是僅通過以公民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準政府組織來實現的。
美利堅民族是一個具有組織性、喜歡群聚的民族。美國人無論年齡大小、社會地位和氣質性情如何，不斷地組成各種協會，喜歡結成各種社會群體，積極提倡慈善和捐贈，提倡誌願者精神，並一起行動處理各種公共問題，但又不願意放棄業已正式確立的政府對社會服務的責任。美國的這些喜歡結成各種社會群體，並一起行動處理各種公共問題的組織，不是政府組織，而是非常獨立的公民組織，它們的行為是在塑造社會，直接參與社會的治理，處在社會公共事業發展的首位，使得美國成為一個具有活力、積極向上的民族。美國作為一個具有高度結社政治傳統的國家，可供公民參政議政的社會組織出和有效途徑是多種多樣的，滿足了社會公眾利益需求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具有良好的民主政治傳統。
在美國，公民一般通過結社的形式，既可以自由發表言論，表達不同的觀點和公共政策訴求，又可以通過遊行示威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社會權益，以此展示美國民主的兩大基本支柱——言論自由和示威權。因而在美國，公民們圍繞著自己利益的保護問題而組成的影響各級政府公共決策的利益群體幾乎遍布全國的每一個角落。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準政府組織之間相互融合、相互作用、關係密切，不斷掀起一股股重建公民精神理念的新浪潮。此外，美國還是一個長期受到西方宗教信仰熏陶的國家，87%的人信仰基督教，自覺遵從基督教的道德原則，把從事公益性事業看作是對基督教道德原則的實踐，是一種極大的社會精神滿足和快樂。正如西方著名學者托克維爾（Tocqueville）所論述的那樣，美國的民主得益於“新英格蘭的鄉鎮精神，他們在力所能及的有限範圍內，試著去管理社會，使得自己習慣於自由賴以實現的組織形式，自由隻有依靠革命來實現。他們體會到這種組織形式的好處，產生了遵守秩序的誌趣，理解了權力和諧的優點，並對他們義務的性質和權利的範圍終於形成了明確的和切合實際的概念”。在建國的初期，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十分忌諱和擔憂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出現“獨裁”和“暴政”。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的出現，他們在製定美國憲法的時候曾經絞盡腦汁，竭力使約翰·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分權與製衡理念在這個新國度的社會政治運作中得以實現，因此，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政府分權製衡架構，不斷推進民主化的社會進程，采取了一種非常溫和的治國政治理念。1913年美國曆史上第52屆總統、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一上台就提出了“新自由”的治國理念，宣稱要“恢複過去自由競爭的歡樂日子”，並表示要向壟斷資本開戰，承認工人罷工的合法權益等。美國著名的政治家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當政的時期，積極推行“新國家主義”的社會政策，不斷擴大公民的社會權利，追求以社會公平、正義、民主與自由為核心的行政價值觀，其標誌就是他在1944年有關美國聯邦狀況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說道：“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陪審團的審判和免於任意逮捕和搜查是我們生命和自由的權利。”特別是美國此時所具有的那種獨立完善的聯邦司法體係，保證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不被國家行政體係所侵蝕，從而使得民權有可能進一步普及，社會基本權利也切實得到了實現。此後，美國社會的民主政治和公民權利日益擴大的進程不斷加快，聯邦政府變得越來越開明越來越務實，效率和效能得也到了極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