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公共政策的定義及其本質屬性(3 / 3)

公共政策作為一門政治學的分支學科,其理論發展一直充滿著矛盾。政治學家們往往將他們對公共政策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中,而公共行政學的專家學者們則將他們對公共政策研究的興趣,主要集中於公共政策的實質性內容以及實際應用方麵,其結果導致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朝著理論研究和實質性政策問題研究兩個方向不斷發展,公共政策這兩個方向的研究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長期以來,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之所以被專家學者以及政府和社會公眾所重視,是與其特有的學科特征和學科功能分不開的,特別是與其他新興姊妹學科相比,公共政策是一門典型的綜合性學科,在其研究與發展的過程中,借鑒並應用了大量不同時期許多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深受其他自然與人文學科的影響。

20世紀以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社會公共事務的日益增加及社會利益的日益複雜化、多元化和動態化,人們逐漸發現,社會法律製度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僅僅具有良好的法律製度並不能夠有效地解決人類社會所麵臨的種種嚴峻複雜的現實公共問題,換句話說,人們可以製定法律法規,但是意願是否可以實現則並不一定。在這其中既有目的是否正確、動機是否合理的問題,又有方式是否合法、手段是否有效的問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需要創造出一種嶄新的、能夠在既定的法律製度的框架內有效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普世人文價值觀、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係統和高效的方法論體係。這種在社會公共事務中逐漸形成的普世人文價值觀、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係統和高效的方法論體係,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公共政策學科。此外,在公共政策的學科體係研究過程中,公共政策一直被視為社會大係統中的一個次級係統,具有係統性、理論性、創造性和跨學科綜合性等特點,具有自己獨特的核心理念、價值邏輯和研究路徑。

眾所周知,在科學研究的實踐中,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獨特的核心理念、價值邏輯和研究路徑,並在研究過程中又與其他相關的姊妹學科既區別,又合作交叉。例如,與公共政策學科有著極其緊密聯係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法學、心理學、管理學等相關的姊妹學科,就有自己區別於其他學科的獨特核心理念、價值邏輯和研究路徑。

經濟學獨特的核心理念、價值邏輯就是最優化問題,也就是以資源的稀缺性為前提假設,千方百計要實現資源的最優化分配,從而使資本、勞動和技術的收益最大化。因此,經濟學主要是圍繞著人類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這一研究路徑進行科學探索的。雖然有一些經濟學家把經濟學的核心理念問題抽象為普遍的決策或是一種製度構建,但是,大多數的專家學者還是認為經濟學的核心理念和價值邏輯是在給定局限內如何最優化地利用資源以獲得最高的回報。當然,至於人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如何克服各種這樣的障礙和局限,無論這種障礙和局限是政治的、法律的、社會的還是管理上的,要想最終實現所謂的社會資源真正最優化和最大化,則是一件超出經濟學學科的核心理念和價值邏輯的研究課題,需要與其他姊妹學科合作交叉。因此,經濟學的研究非常接近管理科學的研究領域,完全采用了更多是屬於管理學範疇中的“滿意即可”或“盡優化”的概念。這也就是經濟學何以常常被稱作為經濟管理的緣故。特別是近年來,那些在經濟學領域中獲得巨大成果,獲得諾貝爾獎桂冠的經濟學家們,紛紛進入到了政治、法律、社會和管理等問題的研究範疇。作為上層建築的公共政策,與作為基礎的經濟學的關係更加非同一般。經濟學不僅是公共政策的重要內容,經濟學的利益分析方法、投入—產出分析方法、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也是公共政策極其重要的研究分析方法,更是政府宏觀調控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公共政策實際上體現了一個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益的社會治理關係。

政治學的學科核心理念和價值邏輯就是關於社會利益如何分配,此問題也就是“誰得到什麼和怎樣得到”,旨在區分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識形態,識別政治現實的本來麵目。因此,政治學研究非常關注政治權力、政治行為、政治製度的運作,以及與政治意識形態、政治過程和政治結果有關的一些問題。一般來說,公共政策的學科內容多是一些政治內容,政治學的諸多理論也都是公共政策最為直接的理論基礎,政治學諸多的研究方法也都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換言之,沒有政治學就不可能有公共政策。因此,許多專家學者認為,公共政策是政治學的子學科或者稱之為邊緣學科,屬於政治學的重要研究範疇,是一種新的社會政治遊戲規則。然而,在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中,有些專家學者則從公共政策的邏輯結構、特殊的研究對象、嚴謹的科學體係出發,認為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政策,它相對獨立、完全區別於政治學的知識體係。因為同政治學所關注社會政治價值的實現相比,公共政策更關注於官僚結構和官僚行為,所以公共政策是一門具有自己獨立知識體係和研究方法的新興學科。但是,公共政策既然主要是由政府製定,那麼其性質與內容的政治性就往往難以避免,所以,公共政策的活動就是國家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實現社會的政治意圖和人類的政治發展目標的事實,是抹煞不了、完全不容否定的。

社會學的核心理念和價值邏輯最關注和最想要解決的問題是與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社會係統的規範及行為等緊密聯係,是以社會現象、社會環境和有機體為研究對象的。因此,社會學的研究涵蓋了文化、風俗、公平、宗教信仰等廣泛的領域,還包括它們在社會生活中是如何演進、維係和發揮影響的。在這個過程中,諸如人類的幸福以及社會的和諧等都是值得孜孜以求的社會價值目標,因為事實證明它們是延續人類社會的積極力量。公共政策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深深地紮根在社會機體之上,與社會環境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因此,社會學關於社會有機的理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是製定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據,特別是社會學的社會調查研究方法也是公共政策極其重要的研究方法。

哲學是一門最為古老的、具有最高抽象性思維的科學,它的核心理念和價值邏輯最關心的是世界觀問題和怎樣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因此,哲學對所有的科學都起著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當然公共政策也不可能離開哲學的方向指導,離不開哲學價值論和倫理學所揭示的人類道德標準,特別是公共政策在研究中更是須臾離不開哲學的方法論武器。

法學是一門研究法律行為規範和司法程序的科學。因此,法學的核心理念和價值邏輯最關心的是人類如何遵守現存的法律行為規範和司法程序,同時重視過去發生的事實,以及它們的社會影響。法學與公共政策的關係十分密切,因為二者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國家的政治行為服務的。正因為如此,廣義的公共政策就包括了法律,即就是狹義的公共政策,它最終的發展也是以公共政策法律化為目標的。所以,法學是公共政策在實踐中不可缺少的法理基礎。長期以來,許多研究公共政策的專家學者,更多的是從政治學、經濟學的角度來探討公共政策,這是一種比較簡單化的研究方法。一般在民主國家,公共政策除了必須要注重公平、公正、民主以及經濟效益等原則之外,更不容忽視貫徹執行法治的原則,因為法治原則直接關係到公共政策的法定地位及合法性等問題。

心理學是一門以人類心理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因此,心理學的核心理念和價值邏輯最關注的是人們麵對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內心是怎樣感受的,以及對其行為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受自己的心理直接支配的,公共政策的行為也是如此。正因為這樣,心理學關於知、情、意的理論,關於個人和群體行為的理論,都是公共政策重要的理論基礎,而心理學的行為主義分析方法、心理試驗方法,更是公共政策在實踐中廣為應用的科學研究方法。

管理學是一門以管理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的學科理性是建立在所有上述學科的基礎之上的。地球上自從有了集體之後,管理就一直存在著。無論動物也罷人類也罷,為了維持一個組織的生存,就必須衍生出一些約束的法則,用強製的手段讓集體中的所有成員共同遵守。一般來說,管理學的核心理念和價值邏輯旨在協調人類組織和集體的努力來實現管理目標,也就是將怎樣處理人際關係、怎樣分配社會利益列為管理的核心。因此,當管理學被應用於“治理”領域,即從整體社會管理的時候,它就被稱作為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公共管理崇尚經濟、效益和效率的合理性,也會把關於權力和財富分配的政治利害關係、社會學對等和共同體意識的關注,以及心理學對內心感受的重視等統統考慮在內,從而通過行之有效的管理實現整個社會的基礎福祉,而公共政策就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務,實現有效公共管理最好的工具。特別是公共政策在社會實踐中,完全以管理科學關於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製、激勵的理論作為理論基礎,管理科學的目標管理、計劃管理、組織管理、資源管理、質量管理、過程管理等方法,都是公共政策在製定與執行過程中所廣泛應用的手段與方法。所以,從基本的功能和主要的研究方法及其應用手段上來講,公共政策完全屬於管理科學體係。

盡管學科的基本原理、核心理念、價值邏輯、本質特征和研究路徑是區別各門學科的特別關注和專長研究領域的分水嶺,但是這並不必然意味著他們必定要對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在進行學術探索時加以限定。因為時至今日,由於係統理論的影響,各門學科之間的相互研究越來越普遍。富有開創性思維的學術帶頭人在解決各種複雜的社會問題時,都非常樂於承認本身學科的局限性。因此,他們或者借用其他學科的概念、理論和研究方法,來推動本學科的研究;或者大膽地突破學科界限,研究傳統而言不屬於本學科關注對象的問題。這樣的研究努力有時是有意為之,有時候卻是無意識中進行的。例如經濟學中數學研究方法的廣泛應用,政治學、社會學及其他社會科學中統計方法的運用,以及一批跨學科的科目,如生物化學、地球物理學等的出現,都是充分說明以上學科發展趨勢的生動例子。總之,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和不同領域已取得的成就推動了各門學科之間的互動發展。

實際上,許多社會事務在本質上是互相交纏的,很難講哪門學科就被規定必須要研究什麼。比如英國著名學者亞當·斯密(Adam.Smith)的《國富論》就同時是政治學、經濟學和公共管理學的學者們共同研讀的經典著作。再比如美國著名的學者赫伯特·西蒙也是一位典型的例子。赫伯特·西蒙1943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是一位嚴格受過嚴專業訓練的科班政治學家,但此後還從事計算機科學乃至心理學、行政學和哲學等眾多學科的研究。特別是他關於決策的管理理論跨越了數個研究領域,並最終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赫伯特·西蒙的理論中,經濟學家們被告知,他們一百多年來一直津津樂道的最優化理論是一種有著極大局限性的理論,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無用的理論。

此外,比較政策研究也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它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其研究主要包括對某些特定國家(如歐美國家)之間的比較,特別是對不同國別之間實質性政策(如社會保障政策、稅收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和環保政策等)內容的比較,以及對公共政策過程中的比較。早期的公共政策比較研究,主要由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發展理論所主導,研究和探討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是如何作出政策反應的。這種發展理論認為,隨著各國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進而進入到發達的現代化社會,每一個國家都必須要經曆相同的發展階段,而在這一相同的發展階段中,各國政府所作出的政策反應基本上是相同的。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一些學者試圖通過比較政策的研究,來檢驗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理論。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這種理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批評,因為人們發現各國政府在同一政策問題上所作出的不同反應,與它們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並不一定相關,如歐洲大陸國家和英、美國家在社會福利政策上的差異,而對發展理論模式的批判又極大地促進了比較政策研究方法的多樣化。

一些專家學者通過比較政策的研究試圖證明,不同曆史經驗和文化積澱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價值,對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有著巨大影響。也有一些專家學者重新從曆史-製度的角度,試圖研究不同國家的公共政策過程,把個人的行為或組織的行為放在一個特定的曆史環境和特定的製度安排中進行考察。比較政策研究的發展和多樣化,使得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突破了美國主流學派(多元主義學派)對該領域的壟斷,從而使得新協作主義(neo-corporatism)、新製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政策網絡分析(policy networks)和社會選擇理論(social choice)等一些新的理論和方法,也在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過程中產生了巨大影響。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公共行政學影響的不斷擴大,公共政策研究開始注重社會多元價值和倫理方麵的研究,強調應用更多的社會知識來規劃和設計未來的公共政策。尤其是把政策設計這一概念,逐漸地引進到了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中來,而政策設計這一概念要求在製定公共政策的時候,應該考慮更多的社會環境因素,尤其是要積極地考慮公共政策對社會及其成員將產生的影響,而不是隻考慮誰在統治社會,誰是公共政策的獲利者,誰在參與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中競爭勝出等傳統的政治學問題。一般專家學者認為,公共政策的成功與失敗,質量的高與低,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個政策設計的基本問題,政策設計不過是一種純技術和純工具性的應用領域。此後,他們逐漸地認識到,一個成功的政策設計必須要考慮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麵的環境因素,並且能夠有效地誘導人們采取有利於公共政策實施的行為。因此,政策設計理論包括了至少三個方麵的內容:政策結構性邏輯的模式、個人決策模式和政策環境模式,而這些概念和模式應該是建立在經驗性研究的基礎之上的。

公共政策研究的實用性和學科的綜合性,使得該學科體係變得十分的龐雜,導致其學科發展在理論和方法論等方麵,呈現出一種多頭並進的趨勢。這種現象雖然繁榮了公共政策研究的領域,但是這種過分強調開放公共政策學科領域的內容,也使得公共政策研究很難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體係,而深受其他學科的影響。這也正是為什麼公共政策研究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當中,一直存在著對其學科的一些基本概念、範疇和體係爭論不休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根據西方著名學者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 Henley)的分析,在公共政策理論研究的過程中,之所以充滿了衝突與矛盾,這主要是由公共政策研究所涉及的跨學科領域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公共政策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學這一領域,界定公共政策是對社會價值進行的一種權威性分配,而且還涉及公共行政學這一領域,因為公共政策需要公共行政的官員們在行政管理組織中加以實施。因此,長期的在學科劃分上的不斷爭論,使得政治學與公共行政學這兩門學科,在公共政策問題的研究過程中,朝著不同的理論方向發展並具有了不同的表現形式。尼古拉斯·亨利的分析未必十分貼切,但揭示了公共政策作為跨學科的領域所呈現出的學科發展現狀。事實上,公共政策所具有的獨特性質,以及公共政策學科為現實社會服務的起始目的是造成上述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公共政策研究是否應該和能夠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或者是否應該繼續以現有的狀況存在,這並不是其學科發展急需解決的問題,因為公共政策學科目前的現狀或許正是它作為應用性、綜合性學科的基本特征。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所謂各學科的分野,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人類所麵對的各種各樣紛繁複雜的問題而進行的必要的人為分工。而在現實的實踐中,其實並不存在什麼嚴格的學科界限。學科的分工主要是為了鼓勵人們追求專業知識,關注社會中切實的問題。正是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公共政策學科才發端於現實,旨在將各學科各領域的成果轉化成為公共政策的行動。因此,公共政策從它誕生伊始,就需要人類全部的科學知識支撐其自己的發展,就屬於與各類學科之間完全交叉的研究領域,更是多學科發展的產物。當然,公共政策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也不僅是其他學科知識簡單的大綜合,公共政策在借鑒與利用其他學科知識和方法的時候,在不斷發展的實踐中根據自己所要解決的公共事務,進行理論與方法的科際整合,從而形成以公共政策問題分析為邏輯起點,以公共政策方案的規劃和選擇為中心,以公共政策的實施、分析、評估為主要內容,完全具備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特點的知識體係。總之,在建立與完善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的實踐過程中,公共政策隻有取得超越自身學科界限的成果,才可以充分發揮其在現代社會管理中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