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與此同時，我們開始在實踐領域工作，我最早服務的公司是英國諾威奇聯合保險公司，也就是現在的英傑華集團。我們發現和他們一起開展的，根據他們已有的優勢、采用我們開發的基於優勢的麵試方法所進行的招聘非常成功。從那時候開始，我們的研究工作和應用工作就開始相互促進地發展了。通常，我們會開發一些理念，用於指導在實踐領域的工作，比如測評、發展、績效管理等，然後從我們所開發並在實踐中試驗的理念，又可以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是我們想要更嚴謹地觀察和進行經驗驗證的。我們現在正致力於設計一些研究，探索優勢如何幫助人們實現目標，同時也在研究一些基礎性的優勢。例如，我們正在設計一項研究，以便考察真實性（authenticity）、正念（mindfulness）和機體評價（organismic valuing）等概念與優勢的關係。當然，之後還會有各種持續的驗證性研究和一些我們在“Realise 2”中所做的一樣的事情。
是否有一些關於優勢的新知識或研究是你覺得特別有意思，值得強調的？
我們最近做了一些關於“發現優勢”的工作，建立了“發現優勢的量表”，比照“Realise 2”對“發現優勢量表”進行了驗證，以考察發現優勢者是否具備某些優勢。它表明，發現優勢者有很多特征，核心是發現優勢的動力、發現優勢的情境、發現優勢的頻繁程度，以及，關鍵的是，你如何利用你所發現的優勢。所以我們開始研究這一點，看看是否能夠幫助人們提高在自然環境下發現他人優勢的能力。除此之外，我們比照“Realise 2”驗證了這個量表，並說明了聯接者（Connetor）、促進者（Enabler）和反饋（Feedback）是在所有五個發現優勢的領域預測發現優勢的能力的關鍵優勢。
你對積極心理學領域的理想是什麼？
我對積極心理學最大的理想就是它能夠持續發展，並且越來越能夠影響應用和政策。基礎研究需要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同時積極心理學家要有實際的機會運用積極心理學，在實踐領域創造可持續的、重要的、持久的改變，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我想，很可能這種成果不是在個人研究中發生，而是來自數據或知識的研究機構——當這些數據和知識轉化為實踐的時候。不管是為那些影響成千上萬的人的生活的大公司所做的工作，還是我們對社會政策發揮的影響，或是像馬丁·塞利格曼為美國陸軍開發的“士兵綜合健康”項目，這些事情真的可以幫助積極心理學邁上新的台階，超越一門學術性學科的範圍，實現其為世界帶來積極影響的潛力。這是我對積極心理學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它一直這樣發展下去。
哪些學科是你認為積極心理學在發展過程中可以學習的？
我的第一直覺是經濟學。不管對錯，經濟學家擁有對政策的衡量標準已經很多年了，經濟學術語塑造了很多政策領域的事。心理學與經濟學的融合還有很大的空間。我們已經從行為經濟學中看到了這一點。在這個領域，經濟學家正在認識到，人不是經濟學模式經常假設的那樣，是邏輯的、理性的演員，相反，我們會基於多種不同因素的影響，做出非理性的、情感性的選擇。在很多年裏，經濟學都忽視了這一點，心理學家曾為這個錯誤的模式嘲笑他們。但是現在，積極心理學和經濟學走得更近一點了，開始說：“好吧，我們可以從心理學中吸取些什麼，運用到經濟學模式中，幫助我們更好地預測人們在不同的情境中會如何行動和反應？”一旦有了這種模式，我們將能夠從人們自然的行為出發，影響政策和幹預方式。這其中有很大的機會，我認為現在已經是時候承認丹尼爾·卡尼曼的工作了。他是領導行為經濟學領域發展的關鍵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