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到達延安之後，毛澤東的政治、軍事、行政事務逐漸多了起來，人們在當年的一些文獻中又發現了毛澤東使用過的幾方印章。
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派汪鋒、周小舟等到國民黨統治區協調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事宜，毛澤東為此專門寫了一封介紹信，介紹信是毛澤東手書的，為了鄭重起見，毛澤東在介紹信上特意鈐蓋了毛澤東的一方篆體朱文印章，印文為“毛澤東”。同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行經濟建設公債，債券上蓋有時任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的隸書朱文印章，印文為“毛澤東印”。可見，那時毛澤東已經不止一枚印章了。
1937年7月13日，即抗日戰爭大爆發後的第六天，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抗日總方針的題詞，題詞內容如下：“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保衛全國，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這是今日對日作戰的總方針。各方麵的動員努力，這是達到此總方針的方法。一切動搖遊移和消極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為了鄭重其事，在題詞的左下方，毛澤東鈐蓋了自己的朱文篆書印章，印文為“毛澤東印”。該印章字體圓潤，刻工精細，刀法幹淨利落，篆書變體不多，易於識別。
這段時間以來，毛澤東在介紹信、債券上、題詞上連續出現了三方不同的印章，有篆書有隸書，隸書印章又分為兩種，而時間跨度大致隻在一年左右。毛澤東為什麼不斷更換印章呢？那段時間毛澤東已經結束長征，結束了顛沛流離的南征北戰，有了相對穩定的生活，印章不可能隨意遺失。那麼，隻有一種可能，毛澤東一直沒有得到自己滿意的印章。
抗日總方針題詞於1937年10月8日在《文摘戰時旬刊》第二號上發表，刊登在第13頁上，是作為該刊連載《毛澤東自傳（三）》的一幅插圖。《文摘戰時旬刊》由上海複旦大學文摘社編印、上海黎明書局刊行。
毛澤東題詞的時間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六天，據《毛澤東年譜》（中卷）記載，當時毛澤東遠在延安，正“出席延安市共產黨員與機關工作人員緊急會議，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
“同日，毛澤東致電葉劍英：積極同國民黨中央軍、第十七路軍及馮欽哉等接洽，協商對日堅決抗戰之總方針及辦法。我們擬先派四千人赴華北，主力改編後出發，正向蔣介石提出要求。紅軍大學增加抗日課程，準備陸續派出。”
毛澤東的題詞僅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刊登在了《文摘戰時旬刊》上，期間還要有照相、排版、編輯、校對、印刷、裝訂等一係列環節，這麼算來題詞傳到上海其實也就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在那種非常時期，這樣敏感的文稿，如此的速度可謂非常迅速了。人們不禁要問：手跡是如何傳送的呢？據考證，這個題詞是通過我地下工作人員轉交潘漢年的，再由潘漢年（時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轉交給文摘社。至於毛澤東延安時期使用的這方印章作者是誰，何時治印，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答案，尚需進一步考證。此印承襲秦漢意韻，簡樸端莊，古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