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教育”、“給出路”，這六個字突出地說明了在政治上對知識分子的歧視，是“左”傾錯誤的體現。
在這場教育改革的洪流中，還出現了一些“新鮮事物”。
1969年1月27日，《紅旗》第2期發表蘭州市關於城市中學走工廠辦學道路的調查報告《廠辦校、兩掛鉤》。調查報告介紹蘭州第五中學自1968年10月工宣隊進校後，改為蘭州鑄造廠廠辦中學，變全日製普通中學為半工半讀學校。該校師生每周學習2天，另外4天，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把原來的17門課合並為5門課（“毛澤東思想”、“工業基礎”、“農業基礎”、“革命文藝”、“軍事體育”）。在此前後，河北、廣東、四川、遼寧、湖北等不少地方的城鎮中小學校也由工廠接辦，實行類似蘭州的廠校合一、工廠辦校或定廠辦學。1970年以後，逐漸改為以學校辦工廠和學校與工廠、社隊掛鉤為主的辦學方式。
1969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山東省嘉祥縣馬集公社馬集小學兩教師的信。信中“建議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編者按中號召就此建議“展開討論”。此後該報開辟“關於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討論”專欄，發表了大量支持這一建議的來信和文章。許多地方還立即付諸實施。1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讀者來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由工廠辦、街道辦的建議，同時開展“城市的小學及中學應當如何辦？”的討論。隨後，連續刊登了大量支持這一建議的來信和文章，許多地方付諸實施。
1970年秋，各高等學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采取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的辦法招生。設置“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各種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學製二至三年。學生條件是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製。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城知識青年。
這是“文化大革命”對招生製度的重大改變，也是對教育事業的嚴重摧殘。後來，“四人幫”極力鼓吹“白卷英雄”張鐵生之事，更是擾亂了教育的秩序。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國務院有關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主管教育工作的負責人和198所高等院校的有關人員，共631人。
會議是在張春橋、遲群控製下進行的。
上海徐海濤等人在會上拋出“黑線專政論”：汙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黨領導下的學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把持領導權”，“是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教育戰線“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
徐海濤的話引起與會代表的不滿，有人公開出來表示反對。遲群竟責罵反對者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立場、感情、態度有問題”。
周恩來聽說此事後，於7月6日接見領導小組成員時，指出：“毛主席的路線也是照耀了教育路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知識分子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證地看問題”。
張春橋旋即在另一次會議領導小組會上說：17年教育戰線“領導權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毛主席的路線沒有落實”；“名義上是共產黨領導，實際上是假的”。
同時，還由遲群主持起草，經張春橋、姚文元定稿，炮製出《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紀要》否定了建國17年來的教育工作，做出了“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紀要》還將“全民教育”、“天才教學”、“智育第一”、“洋奴哲學”、“知識私有”、“個人奮鬥”、“讀書無用”等稱之為17年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精神支柱。
對這個集“左”傾的“教育革命”之大成的《紀要》，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於是轉發全國。
8月至11月，各省、市、自治區先後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傳達和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和《紀要》的精神。在這過程中，教育部門的幹部、學校的教職工對《紀要》中的“兩個估計”紛紛表示“不理解”、“想不通”，采取各種方式進行抵製。
林彪江青上演的一出出雙簧戲
幾乎就在1969年4月黨的九大剛剛閉幕，宣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輝煌勝利”並宣布大會本身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同時，就爆發了新的政治鬥爭，“團結”化為泡影。與九大前的群眾造反運動不同，九大以後的高層政治鬥爭和衝突，完全避開了群眾的視線，有些內幕情況，迄今尚未明了。
經過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林彪成了黨章規定的毛澤東的“接班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權勢極盛，但是他們的權力欲卻是沒有止境的。
江青一夥“以天下為己任”，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林彪一夥既不滿足於已有的權力，更擔心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遲早要發生變化。如同許多造反派掌權後紛紛內部分裂一樣，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在九大以後也分道揚鑣。
然而，這種分道揚鑣卻不是徹底的決裂。正如在九大以前，這兩個集團互相勾結，但勾結中有矛盾一樣，九大以後他們因爭權奪利而產生矛盾，然而在矛盾中又有勾結。
但是後來在特別法庭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時，江青、姚文元之流在法庭上卻抵賴和掩飾他們同林彪的關係。直到12月24日的法庭辯論中，江青還說什麼她這一幫“是按中央的決議辦事的”，而另一些罪犯才是“聽林彪指揮的”，她甚至是“反對”林彪的。
而事實是怎樣的呢？
江青需要林彪。而林彪事實上也需要作為“第一夫人”的江青。
江青初染政事，就是林彪委托她搞的那一份《紀要》。
後來，在林、江集團陷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罪惡活動中，林彪、江青更是一唱一和，雙簧戲一直都演得惟妙惟肖。
1966年9月8日，林彪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是“土匪”。接著，江青就在會上誣陷賀龍是“壞人”，是“大劊子手”，“要把賀龍端出來”。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叫嚷“軍隊那些走資派為什麼不揪？”跟著，林彪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革命口號。江青看後又叫“趕快送林副主席審批”。
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她直接操縱的專案組編造偽證、整理報送的劉少奇三本所謂“罪證”材料上，定下了置劉少奇於死地的誣陷之詞。對江青聳人聽聞的指控，林彪欣然表示：“向在這項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誌致敬！”
1966年10月9日淩晨，上海市發生了一係列奇怪的抄家案：
那天夜裏在趙丹、黃宗英的家被抄的同時，上海文化界人士，鄭君裏、童芷苓、陳鯉庭、顧而已，都被以同樣的方式抄了家。
抄家時間，都是在那天淩晨零點到四五點之間，被抄的人都是30年代文藝界人士，帶隊抄家的人都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而且還戴大口罩……
10天以後，1966年10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編的《文化大革命動態》，以《鄭君裏、黃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紅衛兵搜去內部材料》為題，反映了這次抄家的情況。情況不算不重要，卻沒見“無產階級司令部”有任何反應。
多災多難的上海文藝界，更是議論紛紛，忐忑不安；這顯然是一次經過嚴密組織的行動，究竟是誰搞的，要達到什麼目的？
這也引起上海市委的負責人和公安部門的關注。
抄家事件過後不久的一天，當時駐上海空軍部隊的政委江騰蛟，去看望上海市負責人陳丕顯，正巧碰上陳丕顯在批評公安局的一位負責人，一晚上幾個文藝界人士家被抄了，公安局不知道，也弄不清是誰抄的，工作是怎麼搞的？狡詐的江騰蛟，卻裝作沒聽說過這件事似的，問陳丕顯的夫人：這是怎麼回事呀？
事情“神秘”到如此程度；到了1967年，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也坐不住了。那時，李文靜在上海市委機關聯絡站幫助工作。海燕電影製片廠一些人到聯絡站反映了那次抄家的情況。李文靜一聽：被抄的都是30年代文藝界人士，和江青有密切關係，她想，這次抄家的目的是要搞江青的材料，這還了得。立即進行追查，查的結果，發現這事與駐上海的空軍部隊有關，抄家的“紅衛兵”中，有一個還是當時那個部隊某領導的兒子，他還從學校裏借了26個紅衛兵袖章。後來她又聽說，抄到的材料已用飛機運走了。
李文靜感到事關重大，就寫了一封信，派人送給當時在南京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可是，張、姚卻沒寫回信，隻是叫送信人帶回口信說：你們不要管了。
張春橋回到上海後，告訴李文靜：“這件事我們知道，材料已經送到北京江青那裏去了。”
其實，張春橋豈隻是知道。“四人幫”被粉碎後，黑幕拉開了，原來，在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合演的這幕醜劇中，張春橋還是個最早出場的主角呢。
實際上，對於這次搜查的目的，一些受害人在當時就有所估計。
黃宗英說：“我們當時敏感地覺察到，這次奇怪的抄家是經過專門訓練，有政治目的的。”
而鄭君裏呢，更是心裏有底，對他來說，早在1966年夏天，就拉開了這次抄家的序幕。一天，當時已經紅得發紫的張春橋，居然在百忙中“召見”了被稱為“黑線人物”的鄭君裏。張春橋先是把鄭君裏教訓了一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端正態度”。然後，他對鄭君裏說：“江青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不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張春橋還具體地提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些信件。
鄭君裏“誠惶誠恐”。7月中旬，他把找到的幾張照片送還江青，並寫信詳細說明張春橋“召見”時提到的幾封信，實在是沒有保存下來。
到處血口噴人誣陷好人為“叛徒”、“特務”的江青，對於自己的曆史，卻比阿Q忌諱“禿”字還厲害。特別是30年代，她浪跡上海灘，在政治上、生活上的肮髒經曆，是她曆史上的一個膿瘡。因此，對於當時與她有過交往、了解她那段曆史的人，更不放心。鄭君裏的答複，當然不能使她滿意。不久，抄家的浪潮席卷全國。江青心生一計：把上海30年代文藝界的人來個“一網打盡”。於是，她勾結林彪一夥，由葉群出麵，導演了這出抄家醜劇。
1966年10月初，葉群叫吳法憲通知江騰蛟：立即來北京接受一個任務。
第二天，江騰蛟趕來北京，當晚，一輛小轎車來到江騰蛟下榻的空軍招待所，接他去見葉群。
葉群對江騰蛟說：“江青同誌有一封信落在鄭君裏、顧而已他們手裏，現在究竟在誰手裏不清楚。你可以組織一些人搜查一下鄭君裏、顧而已、趙丹、童芷苓等五人的家。凡是書信、日記本、筆記本之類的東西都拿來。”
惟恐為主子效勞不力的江騰蛟，得到了向主子“獻忠心”的好機會，使出了渾身解數。他回到上海，糾集劉世英等人，仔細地偵察了搜查對象的住處，反複研究了行動方案，並以空軍丟了一份絕密文件為名，打著“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招牌，欺騙了一些不知內情的幹部子弟和警衛排戰士，假扮紅衛兵，分成五個組，於10月9日零點以後，分坐五輛汽車同時出發，搜查了五位文藝界人士的家，為了保密，江騰蛟還把汽車號碼牌用白紙蓋起來。江騰蛟自己在巨鹿路招待所坐鎮指揮，並叫一名會講上海話的女護士代他接電話，以防別人聽出他的聲音，露出馬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