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當時所講的話分析，毛澤東以為召開了九大，大局已定，他打算以一年左右的時間搞“鬥、批、改”和落實政策，結束“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澤東希望九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所以他保護了“二月逆流”的老幹部們，讓他們作為右的代表參加會議。
但九大還是讓林彪、江青一夥占了上風。不過，林彪也許沒想到，他為在九大的勝利歡呼雀躍之際，也正是他從頂峰墜入深淵的開始。
江青為九大代表獻上了《智取威虎山》
後來成為“四人幫”文化部長的於會泳，在60年代初期不過是上海音樂學院一名普通教師，雖然他投身革命較早，卻因一個無法說清的“汙點”難以在人前理直氣壯。
解放戰爭時期，於會泳是膠東解放區的文工團團員。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陝西和山東。
位於膠東東北端的煙台，當時是共產黨管轄的解放區中惟一的港口城市。抗戰勝利初期，聯合國救濟署調撥給解放區大批救援物資，絕大部分運到煙台。不久內戰烽火四起，交通受阻，這些物資無法運往其他解放區。
麵對國民黨軍隊對山東的大舉進攻，為保證這批物資在運動戰中不陷入敵手，山東兵團前敵指揮部決定，除絕大部分物資疏散分存到農民家中代為保管外，餘下的全部發給部隊和解放區各級機關人員。這樣駐紮在煙台近郊的膠東文工團的每個人也都分到了一大包東西。於會泳得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財富，有一件毛料的茄克衫、幾塊呢子衣料，還有毛線和幾罐奶粉等食品。於會泳把它們捆在一個大包裏，本想托人把這包東西捎給他母親，盡盡孝心。
可不久，國民黨軍隊就逼近了。文工團各小隊按指示疏散隱藏到各村老百姓家中去。為了行動方便，上級規定各人將自己隨身攜帶的衣服和物品埋藏起來。
於會泳挖了坑，準備把那包東西和物品放入坑內。這時，他想到如果他死在敵人中，或者這包東西被蔣軍發現，它就很可能永遠到不了母親手中了。於是他當即找來一張紙，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蔣軍弟兄們：
你們見到這些東西時，我可能與世長辭了。我家裏隻有一位年邁的老母親，你們如果還有點人心的話，請把這些東西寄到我的家裏，我在九泉之下也將感激不盡。
寫著寫著，於會泳想蔣軍貪財，萬一他們把東西拿走了呢？對了，再放一張照片！照片對敵人毫無價值。於是，他掏出自己剛拍的一張照片，在背後寫上家的地址，然後在紙條上接著寫道：即使把我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給我的母親留作紀念（照片後寫有我家的地址）。
這時，文工團的教導員張顯走來檢查工作，看見於會泳寫著紙條，拿過來一看，雙眉倏地蹙緊了，“這不好！”他說著把那字條塞入自己的口袋，“快把東西藏起來，敵人已經來了！”
事後，教導員張顯將紙條上交給了上級領導，於會泳受到了批評和審查，但考慮到他隻是一個普通工作人員，寫字條也隻是出於孝心，沒有給他處分。
但從中可以看出於會泳並不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不僅坐到了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而且後來還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部長。
於會泳的機緣在於他“靠”上了中國的第一夫人。
那時，江青在上海忙於“京劇革命”。於會泳趕熱潮發表的《關於京劇現代戲音樂的若幹問題》，引起了她的興趣。
1965年6月27日上午，於會泳第一次在上海錦江小禮堂見到了江青。江青握著他的手說：“啊，你的文章我看過了，應該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們的想法還是一致的。”
頓時，一股激動的暖流湧上了於會泳的心扉，他先前的緊張與不安之情馬上煙消雲散。但受寵若驚而又不善交際的於會泳卻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這隻是，隻是根據您的指導，在您的領導下，做了一點工作……”於會泳用充滿崇敬與愛戴的目光注視著江青，他被江青拖著病軀，還為“京劇革命”操勞不停而深深地感動了。他一字不漏地聽著江青的講話，腦海裏回蕩著一個念頭：我見到江青同誌了。
江青的鼓勵給於會泳打了一針強心劑，於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智取威虎山》的音樂修改工作中。他開始成為江青破格召見的特殊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