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聽了以後，進衛生間。出來後，毛主席說：“考慮在報告上添進陳伯達的意見。”
但是，這麼一來，使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異常激怒。
過了兩天，開一個會，對我進行了一個從來沒有的、言詞極其激烈的斥責和批評。
在我倒後，“四人幫”接連不斷地打擊所謂“惟生產力論”，並反過來對我加封一個所謂“伯恩斯坦”的名義。
陳伯達至此還不罷休，他非要爭這口氣不可。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政治報告，總算寫出來了。
他態度誠懇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將改好的政治報告，派人送給毛澤東。
很快有了回音。
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了回來。
可是，陳伯達發現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拆開，就這樣原封不動給退了回去。隻有毛澤東在信袋上寫的這幾個字：
退伯達同誌
毛澤東
十幾年後，陳伯達對前去采訪他的葉永烈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不過，毛澤東總算給了他麵子，在中共九大上，他仍被選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號椅子上。
但經過這一場爭鬥，陳伯達不得不另找新的夥伴。很快，他便與林彪勾肩搭背起來，但也很快因之而被打翻在地。
毛澤東圈去了三個副詞
在中共九大召開前，由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送上了毛澤東的桌案上。
黨章的《總綱》中，照抄了一段林彪的“名言”，那是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中的幾句話：
“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一看，皺起了眉頭，圈去了那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
毛澤東清醒地說：“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麼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
然而此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增長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毛澤東的著作以前所未有的數量出版發行。毛澤東的畫像、塑像、胸像無論是在尺寸還是在數量上都急劇擴大。
1969年4月1日，也就是中共九大開幕那一天，上海《文彙報》頭版在《總結經驗奮勇前進滿懷豪情迎接九大》的通欄標題下，頭條登載了《毛主席寶書寶像在本市大量印刷出版》一文。文中說：
從1966年開始到1968年底，3年中共印了《毛澤東選集》普及本二千四百七十萬部，相當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16年總印數的十點五倍；三十二開精裝《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六十二萬冊，相當於過去16年總印數的三點七倍。毛主席寶像三億七千六百萬張，為過去十六年總印數的二點七倍。此外，過去十六年中從未印製過的《毛主席語錄》，3年中共印了一千九百八十五萬冊（其中袖珍本六百三十九萬冊）；袖珍精裝《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印了一百七十八萬冊；毛主席攝影像印了七億五千五百萬張；毛主席語錄片（張貼語錄）印了八千九百三十萬張。同時還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著作單篇本、彙編本、選讀本以及《毛主席詩詞》和各種外文版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光輝著作“老三篇”，僅在1968年1年中就印刷了一千九百萬冊。
要知道，這僅是上海一個市的數量。看來，當時是毛澤東的書和像印得越多越革命，在這篇文章中還敘述了為印刷和發行毛澤東著作的幾個典型事例，不妨摘錄如下，以窺當時之氣氛：
現在，上海各印刷廠都承擔了印製毛主席著作的光榮任務，廣大革命職工對此無不歡欣鼓舞，“心懷‘忠’印紅寶書，保證張張質量好。”工人們把傳播毛澤東思想看成是“時代賦予的最崇高、最光榮的任務”，是“最大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需要”。他們站在機器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積極地投入到印製毛主席的寶書、寶像的戰鬥中去。他們的誓言是：“覺可以少睡，飯可以不吃，毛主席的寶書、寶像不能少印。”印製《毛主席去安源》畫像時，廣大印刷工人懷著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夜以繼日地連續戰鬥，美術印刷廠有兩個被照顧上半天班的老工人，互相勸說對方回去休息，結果誰也不肯離開，於是一起留下來日夜奮戰。廣大革命印刷工人以“隻爭朝夕”的精神，在四十八小時完成了《毛主席去安源》一百九十一萬對開張的光榮任務，創上海膠印速度最高紀錄。紅旗印刷廠的工人，為了多印毛主席的畫像，自動放棄廠休，堅持早上班，晚下班，去年提前六十三天完成了全年計劃。群眾印刷廠充分發動群眾，把印製毛主席著作的裝版時間由二十四小時縮短到十小時，機台班產量從七千印張增加到一萬印張，今年頭七天就完成了十八萬冊《毛澤東選集》普及本的光榮任務，實現了“開門紅”。印刷出版戰線上的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遵照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教導，發揚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組織了幾家印刷廠共同印製毛主席畫像，又組織了十餘家街道工廠參加裝訂毛主席著作，這對加速印製毛主席著作、畫像起了很大的作用。
印刷部門如此“革命”，發行部門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毛主席著作、畫像發行量比過去十七年來增加了十一倍。發行部門的廣大革命群眾，批臭了“利潤掛帥”等修正主義黑貨，積極增設發行網點，為廣大工農兵群眾服務，並經常組織人力深入工廠、農村、部隊去流動服務，主動送毛主席的寶書、寶像上門。有一次，一艘貨輪已啟航，要幾個月才能回來，書店的同誌就坐汽艇追上去，為他們及時供應了寶書，輪船上的同誌深受感動，不斷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我們可以感覺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毛澤東那種自發的真誠的熱情逐漸走向一種儀式和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以看到，家庭裏常常建有毛澤東思想的“忠字台”，全家人圍坐在台邊獻忠心。學校的孩子們不再以“早上好”而代之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來開始一天的活動。
對毛澤東是否忠誠的標準，也從看實際行動，轉向背誦毛主席語錄的多少，掛在家裏的毛主席像大不大來判定。
一個外國評論家這樣寫道：
1966年，對毛澤東的崇拜鼓動了人們去破除迷信；1968年，對毛澤東的崇拜卻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