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陳阿大順利入黨，當上九大代表，張春橋、姚文元還親往良工閥門廠，發表指示。張春橋說：“良工閥門廠在上海的名氣很大，這倒不是因為你們的閥門出了名，是因為你們廠出了個陳阿大……吸收優秀的造反派入黨，已經成為現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有的同誌擔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發展新黨員？沒有新黨章，能發展新黨員嗎？我看，這些問題都可以展開討論。我可以告訴同誌們，中央把新黨章的起草工作交給了上海，我們上海在發展新黨員工作方麵，也應走在全國的最前麵……”
姚文元接著搖頭晃腦地說：“我完全同意剛才春橋同誌的意見。春橋同誌已經把發展新黨員的標準說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優秀的造反派入黨。這就是說，第一個條件，必須是造反派……第二個條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選優秀的。也就是說，要首先考慮老造反，考慮造反派骨幹，考慮堅決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擁護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造反派……”
經過張春橋、姚文元這麼一點撥，誰的心裏都清清楚楚：在良工閥門廠第一個要發展入黨的，當然是陳阿大。
然而，陳阿大卻遲遲沒有交入黨申請書。
於是，市革委會一位常委出麵，找陳阿大“聊天”。
原來，這位造反派英雄壓根不知道入黨要寫申請書。經常委一番點撥，陳阿大才恍然大悟，趕緊找人代寫了一份申請書，交了上去。
幾天之後，良工閥門廠的中共核心小組召開黨支部大會，討論陳阿大入黨問題。市革會的常委王秀珍、黃濤還親自出席這個小小的支部會議。
黨支部宣讀了關於陳阿大的調查資料，稱讚陳阿大“進廠後一貫突出政治、與階級敵人進行鬥爭”，“保持工人階級本色”、“堅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勇於承擔最困難最艱巨的任務”。
陳阿大就這樣突擊入黨，順利地上了上海九大代表內定的名單。
但在九大代表資格審查時，才發覺陳阿大竟然未填寫過入黨誌願書！
按照中共黨章規定，寫入黨申請報告和填寫入黨誌願書，都是入黨必不可缺的手續。
於是，陳阿大又找人捉刀，他自己抄了另兩份。
但直到“文革”結束後，陳阿大被逮捕入獄，公安人員從他的抽屜裏查出了這三份入黨誌願書。原來，陳阿大居然沒有交給黨組織。
九大代表的組織不純，以及組織工作的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內訌：發生在陳伯達與江青之間
九大召開前夕，還有一場鬥爭鮮為人知。
那就是為爭奪中共九大政治報告起草權而引起的。
陳伯達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多年，又是黨內“大理論家”、“大手筆”，一係列中共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筆下。
在“文革”初期，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後來爬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第4號人物的位置上。但擔任過毛澤東多年秘書的陳伯達，對江青剛愎自用、心狠手辣的品性應是很了解的，他知道他領導不了副組長江青，後來中央文革的實權一直被江青把握著。
在中央文革裏，陳伯達頗不得意。尤其是在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後，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裏更顯孤單：康生是江青的“軍師”，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親信”。
而陳伯達是一個素喜爭權奪利之人，他有野心而無原則，雖是筆杆子，卻組織能力欠缺，因而總是附庸於別人。他開始尋求新的政治夥伴。
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名單是毛澤東定的，他指定由陳伯達、江青、姚文元三人起草，而陳伯達卻一心一意想獨立抓到起草權，因為張春橋、姚文元已搶到了修改黨章之權。
據葉永烈對陳伯達的采訪，陳伯達如此回憶道：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合作。起草人名，是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動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記得，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誌報告過。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稿子。
陳伯達對自己的寫作能力深信不疑，他相信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
於是，他埋頭於米糧庫胡同的家裏，向中央請假一個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報告。
他起草的報告題目是《為把我國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全文分十個部分，他把報告第一部分和寫作大綱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談了些意見，但陳伯達卻未向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傳達，這激怒了江青，說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
江青、康生於是出謀劃策，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一個鬥爭會。
江青要陳伯達作檢討，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陳伯達剛說一句話即被打斷，江青說：“陳伯達不做檢討不讓他說了。”她也不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
江青提出要摘陳伯達衣帽上的帽徽領章，陳伯達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陳伯達之意是說，讚成打倒他的大字報上街。
陳伯達與江青們這次是徹底鬧崩了，雖然遭到批鬥，但陳伯達不服氣，繼續寫著他的那份政治報告，不願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陳伯達希望毛澤東能欣賞他起草的報告，這樣才能改變他每況愈下的地位。
毛澤東現在麵臨兩份報告，他必須做出選擇：或者用陳的，或者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
在這件事，江青再一次顯示出她的力量。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在九大預備會議上討論，而陳伯達的稿子卻被冷落在一旁。
在一次討論會上，陳伯達抓住張春橋們的稿子提出了意見，張春橋與他吵了起來。
據葉永烈轉述的陳伯達的話，是這樣的：
衝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現，是在九大預備期間。我在中央會議上，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所擬的九大政治報告稿（即林彪在九大會上念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
張春橋反駁說：“你說的是‘惟生產力論’！世界上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國，如盧森堡、比利時等國；你舉的現在中國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