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文化運動，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資產階級的出現，十四、十五世紀，意大利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新的意識形態……”
到會的一百多號人，聽著林彪大談德謨克裏特、柏拉圖、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孟德斯鳩、盧梭，不少人如雲裏霧裏。
“第三次，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大革命，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
林彪的聲音有些疲憊，但一講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變得興奮起來：“隻有中國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大普及，在七億人口中根子紮的最深，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起了極大的影響。三次文化運動：奴隸社會文化運動、資本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規模是小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七億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傳到幾十億人口，流傳到全世界，都有影響。”
惟一的反對票
在組織上解決劉少奇的問題，把打倒劉少奇的既成事實合法化，是這次全會的重要議題一。
會上，中央專案組九易其稿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分發到了每個人手裏。
《審查報告》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1925年在長沙被捕叛變”，“1927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一係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1929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變，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
“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望著手中白紙黑字的《審查報告》，有的人掩抑不住內心的狂喜，更多的人現出惶惑的神情，沉默不語。
會場上一片靜默。
人們在想，這個《審查報告》是怎樣搞出來的呢，有多大的真實性呢？
真相終究會大白於天下的，1980年12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在審問江青時，有一段記錄如下：
審判員審問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製指揮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這個專案組裏。”
法庭宣讀1968年2月26日謝富治在“王光美專案組”報告上的批語：“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誌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誌。”
法庭還宣讀了原中央專案小組第一辦公室副主任兼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組長肖孟的證言：“1967年5月（應為6月）劉少奇、王光美的專案組剛成立時，康生、謝富治在中南海西樓一次專案組負責人會議上宣布，劉、王專案組由江青負責，其領導成員還有謝富治、戚本禹等。康生雖沒有列為該專案組領導成員，但他是直接插手這個專案的，經常出謀劃策。”
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雖然挨了重重一擊，但他仍然是國家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江青一夥還無權為他設專案。於是這夥人采取順藤摸瓜的辦法，首先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
1966年12月18日便設立了“王光美專案組”，雖然名義上是王光美專案組，但實際上也是兼搞劉少奇的材料。江青、康生、謝富治曾多次地交待專案人員：劉王是一案，“不可分割”。
為了牽連上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想方設法收羅一切材料來證明王光美為“美國情報局特務”，並借此向劉少奇發起攻擊。
王光美原是輔仁大學學生，英文很好，中共地下黨員，解放戰爭初期曾被北平地下黨推薦到軍調部我方代表團當翻譯。1947年2月，蔣介石進攻延安前，王光美隨同軍調部工作人員撤回到晉察冀。據此，富於聯想的康生憑自己的“經驗”判斷：王光美是美國情報部門派遣到軍調部當翻譯，然後混入解放區。
康生先行定案，然後江青指使專案人員四處尋找“證據”，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為了找出“證據”，江青不惜一切代價，視廣大幹部和群眾如同螻蟻草芥，生殺予奪，她可以任意處置。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祚，解放前係輔仁大學教授，認識王光美。這樣，楊承祚被江青確定為第一個審訊目標，江青一夥認定，刑訊楊承祚，即能拿到他們渴望得到的使王光美成為“特務”的“證據”。經江青批準，楊承祚於1967年被逮捕。投監前，楊即患有糖尿病、動脈硬化症。專案人員提出給楊做腦血流圖，江青非但不準，還發狂地要專案人員對楊“突擊審訊”，責成專案人員“把我們要的東西在楊死以前搞出來”。並嚴令他們“一定要抓緊，一定要加強”。
經刑訊折磨，年老體弱本來就有病的楊承祚憤然離開人間。他的死亡報告上這樣寫道：“因高血壓、動脈硬化性心髒病、心力衰竭、腦動脈硬化症、廣泛性動脈血栓病變、糖尿病、慢性腎病、腎功能衰竭、酸中毒……在心肌梗死的基礎上發生心室顫動，心跳、呼吸突然停止。”對這樣一個渾身是病的老人，江青也居然能夠如此下得手，沒有絲毫的憐憫之心。
老弱多病的楊承祚經不住折磨而死，江青沒有得到有力的“證據”。
於是，她便下令專案組把解放前曾任輔仁大學代理秘書長、建國後為河北師範學院外語係教授的張重一拘留起來，進行輪番逼供審訊。其實，張重一既不認識劉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他隻認識楊承祚和其夫人袁紹英，楊、袁認識王光美。江青就是按這種邏輯拘留張重一的，真不愧是“康老”的徒子徒孫。
張重一1967年被拘留審訊時67歲，已是肝癌末期。醫生鑒定：張的眼睛明顯出現黃疸，大量便血，臉部已出現“惡意像”，生命垂危。
可見，江青捏造劉少奇的罪名是不擇手段的。
陳少敏，這位被人譽為“傑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結束後的20年內，不斷見諸報端；近十年內，已有三本關於她的傳記出版，最少有兩部以她為主人公的電視劇問世。
陳少敏之所以為輿論關注，並引起一些學者的濃厚興趣，不僅因為她有“痛打日本浪人”、“扮‘賢妻’護徐老赴湘”、“飛馬比武退群匪”、“夜襲鬼子巡邏車”等傳奇經曆，也不僅因為她是主持過一個地區全麵工作的少有的女領導幹部和為維護工人階級主人翁權益而嘔心瀝血的一名工會領袖，更為重要的是，她作為一名中共中央委員，在“文革”中堅持真理，不畏強暴，與“四人幫”及其爪牙進行過麵對麵的鬥爭，在決定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她投下了惟一的一張反對票。
因為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預料的來自“四人幫”及其爪牙的迫害；因為這一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她竟然還在一段時間內受到某些領導人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票，她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不同類型人的讚許。陳少敏“惟一一票”的幾十年的是非毀譽，留給世人的是曆史的思考和啟迪。
作為八屆中央委員的陳少敏，是在被打倒的狀態中臨時解放出來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當出席會議的通知發到全國總工會後，立即被當時把持“全總”權力的負責人扣下，說陳少敏是“黑幫分子”，不準出席中央的會議。最終還是在周恩來總理的幹預之下，才由中央辦公廳派車把她接走。
十二中全會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進行。開場鑼鼓並非會議的正式議題，而是有預謀地對所謂“二月逆流”的批判，分組圍攻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譚震林被取消參加會議的權利）。江青在10月17日第一小組會上，誣陷譚震林是“叛徒”，誣陷葉劍英、徐向前“亂黨亂軍”、“要奪軍權”。10月26日林彪在全會上講話說：“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10月28日康生在第四小組會上說：“二月逆流的性質是很嚴重的，是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會上，林彪、江青、康生還組織對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等人的圍攻，鼓噪開除鄧小平黨籍，給會議製造緊張氣氛，向與會者施加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