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出汪東興所料，江青提出的要“軍管”八一廠的想法，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都沒有通過。
與此同時，狄福才和劉賢權（軍委辦事組成員、電影工作生產協作小組組長）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聽完了他們的情況彙報後，提出“是不是也讓八一廠拍樣板戲電影”。
江青接到八一廠攝製組的名單後，竟然毫無情緒，懶懶地說：“我不了解這些人的情況。還是送總理，請他批示吧。”
周恩來不計較江青的態度，他認真地看了八一廠報來的名單，覺得領導班子要加強，就指示狄福才為攝製組選個老練、正直的黨支部書記。支書到位後，就決定讓成蔭擔任《紅燈記》的導演。
就這樣，《紅燈記》攝製組終於在飽受磨難冷眼之後組成了班子。
《紅燈記》劇組負責人錢浩梁，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浩亮。由他主演“李玉和”，劉長瑜演“李鐵梅”，高玉倩演“李奶奶”。
《紅燈記》經過一年半的拍攝，在1971年年底完成。
《紅燈記》拍出來以後，觀眾還是比較喜歡的。不過不喜歡又能怎樣呢？那時觀眾能有什麼期望？幾乎是零值，對銀幕上出現的“樣板戲”，不論是什麼，都嘖嘖稱讚。
電台、廣播、報紙等輿論工具，就抓住了觀眾這種心理，大做鼓吹的文章。
1972年底，八個“樣板戲”在“未行先起塵”的喧鬧中，終於全部拍成彩色電影。
毛澤東陸陸續續都看了一遍，基本上也能滿意。但是，在觀看《紅燈記》後，他曾為劇中革命人物被敵人殺害的結局而感到遺憾。
同《紅燈記》一樣，《蘆蕩火種》（後改為《沙家浜》）也有一番曲折的故事。
這要從1963年舞台上的京劇開始。
這年冬天，擁有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張君秋等名家的北京京劇團接到一個現代劇本――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創作的滬劇《蘆蕩火種》。有關方麵交待說，本子是江青交來的，讓改編成京劇。
《蘆蕩火種》一劇是由著名滬劇藝術家丁是娥、邵濱孫等主演的。早已蜚聲劇壇，北京京劇團十分高興地接下了改編任務。
劇本由汪曾祺、楊毓瑉、蕭甲、薛恩厚改編，阿甲、遲金聲導演，以歌頌阿慶嫂的主題出發，取名《地下聯絡員》。經過一陣緊鑼密鼓的排練，戲很快就排出來了。首場彩排，彭真、羅瑞卿、江青等都來觀看。演出後，江青認為改編得不好，大失所望。之後，她認為這出戲的改編難以成功，便不再過問，飛往南方療養去了。
江青不管了，北京市卻認為這出戲的基礎不錯。
在彭真等市領導的支持下，北京京劇團重新加工修改劇本，調整演員陣容、觀摩滬劇演出並組織演員下連當兵，體驗生活。功夫不負苦心人，重新排演並更為原來的劇名《蘆蕩火種》，令人耳目一新。
趙燕俠飾演的阿慶嫂、譚元壽飾演的郭建光、馬長禮扮演的刁德一均各具光彩，極為神似。萬一英的沙奶奶、周和桐的胡傳魁等均為成功的藝術形象。
北京市長彭真等人重新審看了《蘆蕩火種》，大加讚賞，批準北京京劇團對外公演這出戲。隨即，北京舞台上掀起了一個“火種”熱，該戲連演100多場，盛況不衰。
彭真在高興之餘，親自出麵邀請各界人士觀看，並讓《北京日報》刊出社論祝賀。
不料，麻煩又來了。
這年春季的一天，江青乘一架專機從上海趕回北京，出席即將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當她從機上隨手翻閱近幾天的《北京日報》時，突然發現了戲劇電影欄裏刊登著北京京劇團演出京劇現代劇《蘆蕩火種》的廣告，她的眼睛瞪大了：她所棄之一旁的戲，怎麼能公演呢？再翻到報紙第三版，又發現一篇讚揚京劇《蘆蕩火種》的文章，她的心緒突然變壞了……
到北京的當晚，江青徑直前往北京工人俱樂部看戲。
演出結束，江青將劇團領導、演職員們叫到一起，沉著臉說道：
“你們好大膽子，沒經過我同意，就公演了！還有人發文章給你們吹捧。這個戲是我管的，我說什麼時候行了才能對外演出，懂嗎？”
不懂。眾人頓感莫名其妙。
有人在想，是不是什麼地方沒演好，惹惱了她呢？其實，此時誰也沒有想到，一貫好勝心極強的江青，眼睜睜看別人把戲排好，立了頭功，吃醋了？！
於是，江青麵對眾演員，推了推眼鏡，說了一聲令人大吃一驚的話：“此戲某些地方不妥，要重新加工。”
重新排練又開始了。這次美其名曰是在江青的“指導”下進行的，與《紅燈記》劇組一樣，《蘆蕩火種》劇組被江青折騰得暈頭轉向。
戲排好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中南海觀看了《蘆蕩火種》，演出結束後，毛澤東等照例上台與演員們合影。
毛澤東對該劇的首肯，使江青得意起來。幾天後，她又來到北京京劇團，以傳達毛澤東指示的名義，宣布了兩條意見：
（一）劇名改為《沙家浜》。
（二）突出武裝鬥爭。
至此，此劇便“名正言順”地成為“江記產品”。
在八部“革命樣板戲”中，有兩“虎”，一虎是《奇襲白虎團》，另一虎是《智取威虎山》。這兩出戲在成為樣板戲的過程中，也有一場龍爭虎鬥的戲外戲。
《奇襲白虎團》最早是50年代由經過考驗的中國人民誌願軍京劇團，根據誌願軍虎膽英雄楊育才帶領偵察班搗毀白虎團指揮部的事跡編的一出短戲，誌願軍回國後，該劇團成員集體轉業，並入山東省京劇團。
《奇襲白虎團》也就成了山東京劇團現代戲的一個保留劇目。1963年秋，為迎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山東省京劇團經過認真研究，決定修改重排《奇劇》。很快，重排後的《奇襲白虎團》劇上演，受到了觀眾的普遍歡迎，並引起了山東省委領導的重視。省委指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嚴永潔親自抓《奇襲白虎團》劇的加工提高，力爭在觀摩大會上打響。
在嚴永潔直接領導下，劇團組織力量對《奇襲白虎團》的劇本又進行了認真修改，除了盡力完整人物形象外，著重突出武打技藝，用簡潔、洗練、鮮明、生動的京劇藝術手段表現出一連串緊張的戰鬥場麵。大大增強了《奇襲白虎團》劇以“做、打”見長的京劇現代戲的魅力。
山東京劇團當時的排練場十分簡陋，就是在院子裏用篷布搭起的一個大棚，四麵透風。排練時，正值隆冬，可劇團上下全體演職員擰成一股繩，不畏嚴寒，夜以繼日地勞作。嚴永潔亦日夜與演員們滾在一起，小女兒沒人管，隻好帶在身邊泡在排練場，常常是看著看著孩子就睡著了。
這一年6月19日晚，北京西城護國寺附近的人民劇場，氣氛熱烈，人頭攢動。參加京劇現代觀摩大會的山東京劇團在這裏演出了《奇襲白虎團》。果然不出所料，《奇襲白虎團》劇轟動了整個觀摩大會。
晚上9點20分，剛參加完一個外事活動後也專門趕到人民劇場的周恩來總理，觀賞了《奇襲白虎團》最後一場戲。演出結束後，周恩來登上舞台，邊與演員握手邊說：“盡管我隻看了一場戲，但很振奮。你們演得很好，我要請你們到中南海演出。”
誰知，在一片叫好聲中，卻激怒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就是張春橋和江青。
原來，《奇襲白虎團》這隻山東“虎”壓倒了上海演出團團長、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所帶到北京的另一出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這隻上海“虎”。
《智取威虎山》原來並不是上海的專利。早在50年代末，北京京劇團就根據長篇小說《林海雪原》改編過京劇《智擒慣匪座山雕》。一度，這出戲也曾大受歡迎，場場滿座，並灌過唱片。但後來，這出戲被江青以“大毒草”為名一棒子打死，因為上海京劇院正在排演根據《林海雪原》改編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江青此時決定要扶植上海，將《智取威虎山》“智取”到自己的功勞簿上，自然不能允許別人出頭了。
促使江青垂青《智取威虎山》的是張春橋。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在中共華東局書記柯慶施的提攜下，張春橋與江青相識了，從此開始了他們長達十餘年的“合作”。為了鞏固與江青的關係，張春橋一方麵積極配合江青組織批判所謂文藝界“毒草”文章，一方麵也投江青所好地抓起上海的京劇改革來。
很可惜，江青一開始沒有能理解張春橋的“苦衷”，她將上海的兩出滬劇《紅燈記》、《蘆蕩火種》拿去交給北京的京劇團改編了，這曾使張春橋叫苦不迭，他是多麼希望江青也能向上海“交任務”啊！
機會終於來了，這年12月，華東地區在上海舉行話劇觀摩會，張春橋請來了江青。就在江青高興的時候，幾乎寸步不離江青左右的張春橋實現其渴盼已久的願望，將江青請到了上海劇院，“指導”《智取威虎山》的排練。這樣，經過一番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指點”，一出經創作人員辛勤勞動的《智取威虎山》，便成了江青懷中的“娃娃”。張春橋也不禁躊躇滿誌起來。
然而，北京的觀摩大會，同樣以武戲見長的反映軍事鬥爭的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在專家和觀眾的眼裏，卻認為略勝於《智取威虎山》一籌，於是，災難向《奇襲白虎團》襲來。
7月17日晚，早在一個月前就許願要請山東京劇團到中南海演出的周恩來，突然接到江青捎來的信，說中南海今晚不能去，要另換他處，周恩來無可奈何，隻好取消原訂計劃，陪毛澤東在另一處劇場觀看上海的《智取威虎山》。
這樣，在整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期間，由於江青的原因，《奇襲白虎團》一劇一直沒能演給毛澤東觀看。而在那個時候，隻要毛澤東出場看戲，上台接見演員，這出戲就算成功了。
上海“虎”在江青的支持下，占了一次上風，但江青並未因此而喜形於色。
在觀摩大會第一輪觀摩結束後，江青又在大會領導小組和各代表團負責人會議上發言。她的講話頗有點火藥味：
“新華社發了一條消息，大家都看見了吧？”她這是指新華社一篇報道演出的稿件，這篇稿件將《奇》劇放在《智》劇之前作了介紹。
江青又詰問道：“你們說，為什麼要這樣宣傳？這樣不好嘛！主席還沒看《奇》劇呢……”
隨後，她又拿起一張報紙說：“我這兒還有一篇文章，也是捧《奇》劇，壓《智》劇的，要不要給你們讀讀？他們這是想幹什麼？我要找他們問問！”
在座諸位麵麵相覷，不知就裏。
隻有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心裏清楚，江青遷怒的這篇文章是《光明日報》發的一篇劇評，該劇評不客氣地指出了《智》劇的毛病，同時與《奇》劇對比，讚揚了後者。這篇文章林默涵不僅看過清樣，而且還是他簽發的。
於是林默涵趕緊接過話頭，表示他知道這件事。
江青“噢”了一聲，“你同意的？”然後狠狠看了林默涵一眼。“文革”一到，這位林副部長便又多了一條反對樣板戲的罪狀。
“小嚴，你感覺怎麼樣？”江青話鋒一轉，叫起來山東代表團團長嚴永潔。
嚴永潔為《奇》劇受到非難，心中正感緊張。江青一發問，她馬上應道：“在北京，同誌們看兄弟省市的戲，都很受鼓舞，隻是感到緊張了一點……”
“緊張？什麼緊張？”江青又板起了臉。
嚴永潔本意是說神經緊張，擔心處理不好各種關係，可這當口上如何能說實話？
“我是說……時間緊張一點。眼看大會快閉幕了，戲還未改好，毛主席還沒看，大家心裏著急。”
“哼！那就抓緊幹嘛！”
幾天後，江青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一個專門研究《奇》劇的會。應召而來的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以及上海的張春橋、陳其通和山東的嚴永潔。
江青道了開場白：“……今天專門研究一下《奇》劇……山東的同誌不錯，人能幹，也是聽話的……但這個戲現在不行，必須認真修改，改好了，要選給主席看，才能公演……”
接下來，江青又指示：“我很忙，具體修改工作你們可以找華東局有關領導聯係……”這樣，江青把《奇》劇交給了張春橋，因為張兼華東地區觀摩團負責人，山東在其管轄範圍內。
拿著紙和筆記錄著江青指示的嚴永潔馬上清楚了江青的意圖。她要親自“抓《奇》劇了！”
“兩虎之爭”，以同歸一“主”而告終。
毛澤東一句評價，江青情移《紅色娘子軍》。
起因是這樣的：
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創作是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在毛澤東有關文藝工作兩個批示後，由中央芭蕾舞劇團改編創作的。演員們在當年的2月去海南島體驗生活，9月就將戲彩排出來了。
毛澤東在10月8日親自觀看了演出，並且為改編現代芭蕾舞劇作了總結性的評價：“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
如果毛澤東沒有說這個話，江青似乎也沒有超前意識。一旦做了評價，江青反應非常神速。她隨即掉轉方向，開始關心舞劇的“樣板”培植。
她來到中央芭蕾舞團親自坐鎮，指示改編已經改編過的《紅色娘子軍》，舞劇團的創作人員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江青，別說能坐在一起，還親眼目睹她的一舉一動。這突如其來的關心，大家覺得很興奮，以為可以在舞蹈藝術上大顯身手了。
創作人員畢恭畢敬虛心地聽從她的“教導”。一開始，覺得江青說話還有道理，什麼“洋為中用”，什麼“吸取西方的文化精髓，為中華民族文化服務”等等。
但越到後來越糊塗了，誰也領會不透江青的意思，究竟要怎樣改？一會兒聽她批評劇團：“你們別以為主席表揚了你們的芭蕾舞，就可以被勝利衝昏頭腦！舞蹈上的問題還很多，太亂！嘩眾取寵，崇洋迷外。舞蹈動作要樸實嘛！”
一會兒又聽她遺憾：“舞蹈的整體藝術性不夠，連芭蕾舞蹈的基本功都沒有掌握，音樂形象也不突出。”
一會兒又是服裝不對，一會布景沒有海南味……就連化裝她都要挑剔幾句：“你們這是怎麼化的呀！有這麼誇張的嗎？讓人難受，難受！”江青擠著鼻子，好像真的很難受一樣。
劇團的創作人員都被她這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給砸昏了，無所適從。滿腔熱血化作一腦子困惑和驚慌，真不知是什麼形式的芭蕾舞才是現代的，才是革命的，才是江青滿意的。
創作人員一下子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境地。改，不知道怎樣改。不改，江青已經立下軍令狀，限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不改不行，改也不行。創作人員猶如背水一戰，沒有了退路。
他們隻好努力理解江青的意圖，小心翼翼改動劇本上的情節和舞蹈動作。等按江青意圖改完後，彩排給江青審查時，江青竟然氣得兩眼珠在鏡片後麵瞪得溜圓，好像別人把她的作品給篡改了一樣，尖刻地質問創作人員：“你們為什麼要大砍大殺？好好的東西被你們搞得亂七八糟。回去重新搞！”
創作人員思索來思索去，不得其中的要領。隱約覺得不僅僅是一個怎樣改戲的問題，好像是該怎樣領會戲外旨意的問題。音在弦外，不是弦的本身。如果再改回原樣，江青會是怎樣的態度。
試試看！有時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0”形路也是條出路！他們又將舞劇原封原樣改回到毛澤東肯定的水平上，彩排時，提心吊膽的創作人員，眼睛都沒敢離開江青的臉，一個眨眼，一個撇嘴，都引起他們一陣心跳，分析她的情緒變化，來猜測是凶是吉？江青看著看著，竟然微微地笑了，滿意地點點頭。
這不就是改編以前的芭蕾嗎？前幾個月她還看著不順眼，怎麼這次就睜著眼睛忘記了？邊看邊說“改得不錯”，簡直是不可思議。
真的是江青得了健忘症？
不，還是扮演“黨代表”的劉慶棠知根知底，在一邊提醒大家：“《紅色娘子軍》是江青同誌親自選的題材，也是她親自指導改編的。現在能排成這個水平和江青同誌的關心是分不開的。”
原來如此！大家豁然開朗，原來江青關心不是劇的本身，而是她本身是否參與。
劉慶棠因為善解人意而深得江青的厚愛，從而也確定了“黨代表”主角的地位。
可是《紅色娘子軍》的創作人員卻像推磨的毛驢，被蒙著眼睛，牽著鼻子，原地繞了一個圈子，就這麼一繞，碾磨出來的改編芭蕾舞劇的功勞就屬於江青的名下了，也為她在各種公開場合振振有詞表功提供了有力的典型事例。
（摘自《紅船交響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