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閻肅，按照她的意思，兩天兩夜，研製了一個提綱。閻肅解放前夕在重慶，有一點生活，但是也絕沒有她說的那樣的生活；我是一點生活也沒有，但是我們居然編出一個提綱來了！還定了劇名《山城旭日》。
江青雖然不讓李琪過問我們的戲，我們還有點“組織性”，把提綱向李琪彙報了。李琪聽了，說了一句：“看來，沒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創作的哦？”
我們向江青彙報了提綱，她挺滿意！說：“回去寫吧！”
回到北京，著手“編”劇。3月中，江青又從上海打電話來：“叫他們來一下，關於戲，還有一些問題。”
到上海後，一天，江青叫秘書打電話來，叫我們到“康辦”（張春橋在康平路的辦公室）去見她。
關於劇本，其實沒有談什麼意見，她這次實際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談“試驗田”的事。他們談了些什麼，我和閻肅都沒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沒有爽快地同意，隻見她站了起來，一邊來回踱步，一邊說：“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就在這裏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到別處去試驗！”聲音不大，但是語氣分量很重。
《山城旭日》寫出來了，排練了，彩排了幾場，“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戲就擱下了。江青忙著鬧“革命”，也顧不上再過問這個戲。
我被關押“解放”後，一天一位革命委員會委員拿了一張戲票給我，說：“江青同誌今天也來看《山城旭日》。”
我當時是蓬首垢麵，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爛不堪。回家換衣服，來不及了，隻好臨時買了一套。
開戲前，有人囑咐我：“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我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沒有什麼話要跟江青說，也不知道有什麼話不該說。恍恍惚惚，如在夢裏。
散了戲，座談，參加的人，限製很嚴格。除了劇作者，隻有楊成武（因有要事中途退出）、謝富治、陳亞丁。江青坐下後，第一句話是：“你們開幕的大幕上寫的是‘向大西南進軍’，我們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當時我們就理解，她所謂“向大西南進軍”就是搞垮大西南的黨政領導，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燒得更猛。後來西南幾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亂得一塌糊塗。
除了陳亞丁長篇大論地談了一些對戲的意見外，他們所談的都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和閻肅隻好裝著沒聽見。
謝富治發言，大意是“打開了重慶，我是頭一個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據我對地形的觀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個人來！”
我當時就想：“壞了！按照他的邏輯，渣滓洞的幸存者，全是叛徒。”我馬上想到了羅廣斌。羅廣斌後來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這和謝富治這句斬釘截鐵的斷言是有（盡管不是直接）關係的。
毛澤東為江青點將
“樣板戲”出台後，江青仍覺得少了點什麼？
從當時的政治氣候看，進入1969年後，造反派的“高燒”熱度稍稍降了溫。在此之前的劍拔弩張的環境逐步得到了改善。無辜的百姓們總算可以喘一口氣了。
然而，當人們按部就班過日子時，卻突然發現，他們平時那種賴以寄托精神、滋補生活的文化環境不見了。
每天帶有文娛色彩的政治活動除了語錄歌就是“忠”字舞。每當集會或是遊行，甚至坐車的旅途，隨時都會來一段語錄歌集體合唱和一場執紅寶書的“忠”字舞。這不是一種娛樂活動，而是完完全全的政治運動！
沒有任何美感的“忠”字舞，很快就失去了魅力，人們開始討厭這種滑稽的鬧劇形式。這時，“樣板戲”闖進了人們寂寞空虛的視覺裏。盡管是現代戲，但畢竟是有民族色彩的傳統藝術，也是“國粹”。
空落多日的劇院，猛然爆滿。北京城裏的戲迷們，原來極其挑剔，沒有名家名角壓軸，還不大高興去捧場呢？這時，娛樂時間百無聊賴，他們也顧不得名家不名家，也不管有沒有青衣、花旦、老生、武生的，有戲看就非常不容易了。
劇院的繁榮景象，令江青興奮不已，這是她夢寐以求的。
高興之餘，她開始冷靜地思考。從開始培植“樣板戲”起，就有一幫人不斷向她報告劇院爆滿的喜訊。她覺得，應該采取新的行動緩解“看戲難”的矛盾。
怎麼辦呢？她想到了電影。如果將“樣板戲”拍成電影藝術形式，無論從藝術作品的檔次，還是影響範圍，都是舞台無法比擬的。想到這，江青滿意地笑了。
從1968年下半年起，江青工作的重心開始往電影藝術上轉移。
最初，她指示上海有關部門負責拍攝上海京劇團的《智取威虎山》。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使上海的文藝單位全麵癱瘓，根本無法組織正常拍攝，勉強拚湊起來的班子，全是造反起家的角色，既不懂電影，又不懂京劇，動不動就扛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上綱上線，嚇得專業人員一個也不敢沾邊。
整整折騰了一年，“樣板戲”還不能改編成電影本子，更別說拍成電影了。
於是，碰了壁的江青將上海京劇團的演員拉到北京。到北京後，她才知道北京也同上海一樣，電影界麵臨著“機體癱瘓”的困境。
自尊心極強的江青，苦惱了，夜不能成眠。
釣魚台17號樓是活動娛樂場所，裏麵有影院、健身房等。住在10號樓的江青心情煩躁的時候，便來到17號樓的放映廳看電影。
她一遍又一遍看京劇名家主演的戲劇電影，那精彩的唱詞，極佳的藝術效果，令江青骨腔裏的妒火，一個勁地燃燒……
她看一次急一次，那些名演員、名導演、名攝影能拍出藝術片，她江青自己為什麼不能呢？她咬了咬牙，絕不能讓“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統治舞台。
這時，江青突然想到了毛澤東。對，找主席去，隻要主席出來說一句話，許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這裏，又涉及到一個人：
1969年5月，“中國紅色禦林軍”8341部隊副政委狄福才從二七機車車輛廠支“左”回到中南海。
他剛一落腳，突然接到釣魚台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江青同誌叫他立即去。開始狄福才還以為他們搞錯了人，江青不可能找他，她又不分管部隊支“左”的事情，但千真萬確，江青就是找他。
1937年，狄福才還是個孩子就參加了革命軍隊。幾十年的軍旅生涯，幾乎都是在警衛的崗位上度過的。他經曆了戰火紛飛的戰場，參加過保衛延安黨中央的戰鬥。在楊家嶺還為毛澤東站過崗。1949年，他又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來到和平解放的北平。從走進紫禁城那天起，他再沒有離開過警衛工作這個崗位。1966年任中央警衛團副政委，開始負責中央領導的保衛工作。
“文革”一開始，他又被派去工廠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直到他接到江青的電話。
雖然狄福才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方漢子，渾身充滿著軍人的膽量和豪氣。但是，一提到江青，他不知怎麼搞的，就有一種壓力感，在他的心裏，最好是敬而遠之為妙。
這次，他是躲不掉了，江青指名道姓叫他去，不去是肯定不行的。想到這，他要在見到江青之前，先探聽個虛實來，好在思想上有個準備。
他找到自己的頂頭上司，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處處長（文革初期，中央警衛局稱為警衛處）汪東興。
汪東興在中南海裏好似中央領導人的“總管家”。領導人今天有什麼事，參加什麼活動，召開什麼會議，甚至有什麼家事，都要先通知他，然後通過他安排警衛工作，布置落實。有時甚至還需要他多方協調解決。所以，他是中南海裏舉足輕重的人物。
汪東興一般對部下比較和善，部下有些話也敢和他講。聽了狄福才的話後，他想了想，說：
“奇怪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是不是要你彙報二七廠支左經驗？”狄福才在二七廠支“左”支得比較成績突出，經常作經驗介紹報告。所以，汪東興一想就想到支“左”這件事上了。
“這樣吧！你先去，看看是什麼事再說？”汪東興遲疑了一下，說道。
狄福才滿腹狐疑地看著老領導，心想：“也隻能這樣了。”
北京的5月，氣候十分幹燥。北方大漠的沙土長驅直入，直刮得滿城天昏地暗。這一天，正好又刮大風，江青怏怏不快地在17號樓看電影消磨時光，身邊的人都屏聲靜氣的，生怕出一點聲音，引起首長煩躁。
下午，一輛轎車離17號樓還有百十米遠就戛然而止。狄福才一身軍裝，從車子裏出來，步伐利落地走向17號樓。
他雙腳剛踏上17號樓大廳的柔軟地毯，馬上從旁邊過來一個年輕的警衛，兩腳筆直一並，敬了個軍禮，然後作了個請的手勢：“狄副政委，首長在會議室裏等你。”
狄福才被警衛嚴謹的迎接搞得又不安起來，稍稍平穩的心律又跳快了。什麼事情這樣重要？他跟著衛士走進旁邊一個小會議室。
江青已在會議室裏等他了。
也許是剛剛看過電影的緣故吧，江青白皙的臉頰上微微泛紅，亢奮的神情透過鏡片，變成頻頻閃動的光點。
狄福才一進門，雙腳一並，舉手敬禮，高聲報告：“江青同誌，我來了。”
江青高興地“啊……”了一聲，站起來，上前就是一個熱情的握手：“狄福才同誌，你好！你好！”
進門時的緊張神情，被江青這樣的熱情很快衝淡了。狄福才輕鬆地坐在沙發上。
江青興致勃勃，也不等狄福才發問，便急切地開了腔：“我呀……真不了解在主席身邊有這麼多好同誌呀！特別是你，主席給我作了介紹，說你支左幹得不錯，很有經驗……”
狄福才聽到這裏，放心了。“還是支左的事情！”
不過，他一聽到主席在江青麵前表揚了自己，臉上一紅，覺得不好意思，正要解釋幾句，江青又開口了。
“我今天請你來，是想和你商量去拍樣板戲這件事……”江青的口氣比剛才低沉、緩慢，顯得鄭重。
江青看到狄福才直立脊背，意欲開口的神情，微微擺了擺手，又繼續說道：
“我剛才從主席那裏回來，我的戲拍不出來，沒有辦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親自點你的將，叫你去掛帥。”
江青先發製人的一席話講完，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主席點的將，這可不是一般榮譽！狄福才想了一想：自己是個軍人，服從命令是軍人天職。
於是回答得很幹脆：“主席既然命令我去拍樣板戲，我堅決服從命令，隻是……”他又有點吞吞吐吐。
“我沒有在文藝界工作過，對文藝情況不熟悉，京劇更是一竅不通，門外漢……這和工廠、機關支左不同，困難更多。我是怕……辜負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重托，完不成任務。”
江青笑了起來，“你呀，多少懂一點，在延安不是還唱過兩句嗎？邊學邊幹。我們都是毛主席文藝戰線上的小學生。誰也不是天生就會的！”
那叫什麼文藝？風馬牛不相及。狄福才覺得好笑，唱兩句就算懂文藝。看來，江青非叫他去拍“樣板戲”不可了，連1943年的延安警衛團宣傳隊當宣傳員的老皇曆她都知道。
“那不叫懂文藝……”狄福才小聲嘀咕了一句，想想也是何必呢，說也白搭！
江青沒有理會狄福才的意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又繼續說道：
“你回去和老汪（汪東興）商量商量，先把班子組織起來，要選幾個技術過得硬的司機給劇組開車。過幾天召集劇組和攝製組的人開會，到時通知你參加。”
江青起身送他到會議室門口，停住腳步，用語重心長的神情注視著即將上任的“將帥”，鼓勵說：“要好好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邊學邊幹。”
最後江青和狄福才握手告別：“做好準備！”
狄福才離開釣魚台，即回中南海向汪東興彙報情況。
汪東興在狄福才離開後，也去作了一番了解，江青為什麼找狄福才？等狄福才從釣魚台回來向他彙報時，他已經將江青要狄福才去的內幕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兩天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東廳接見劇組、攝製組和北影廠各派頭頭約百餘人。狄福才進門繞到最後一排，選了個不起眼的位子，剛坐下，就聽江青在問：“狄福才同誌來了嗎？”狄福才趕緊抬了抬身子，應了聲“來啦”。
“你們不是要求8341部隊去人嗎？我去請示主席，主席點了將呀！叫8341部隊的副政委――狄福才同誌掛帥。現在正在組織班子。我向大家介紹一下狄福才同誌……”
江青鄭重其事地用手示意狄福才站立起來，和大家認識認識。
眾人一聽是毛主席點的將，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這番真誠的歡迎，讓狄福才好感動。他暗暗給自己鼓勁，要幹好，不能辜負主席的重托和大家的希望。
“樣板戲”的拍攝終於正式得到毛澤東的首肯，排上議事日程。此時日曆翻到1969年5月。
一年後，第一個“樣板戲”電影正式上映，它就是《智取威虎山》。
之後，其他樣板電影也陸續上映了。
八個“樣板戲”八個故事
《智取威虎山》好不容易在北影廠開拍，這無疑是給電影界注射了一針強心劑。其他電影廠也從空寂、難受的癱瘓中看到“康複”的希望。
那時各電影廠除了敢提“樣板戲”拍攝任務外，對於其他創作絕不敢抱有奢望。畢竟是僧多粥少，能接一部“樣板戲”拍攝，已經是令其他廠眼紅了。
八一電影製片廠接下了後來非常叫紅的《紅燈記》。
《紅燈記》和八一廠的故事，還得從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說起。
周恩來接到一個報告，說是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因受派性幹擾，已無法正常工作，攝製新聞紀錄片麵臨中斷的危險。
十萬火急！
周恩來立即抽出時間來處理這件緊急事情。新影廠還不像其他電影廠，它是國家時事政治的形象窗口，一旦中斷工作，國家高層政治形象也將隨之在國際舞台消失。
同時，周恩來又趕緊將新影廠的情況彙報給了毛澤東。並且告訴說：新影廠現在要求8341部隊派軍宣隊駐廠，以保證新聞能正常製作。
毛澤東沒有反對，支持了周恩來的意見。
派往新影廠的軍宣隊，從8341部隊裏抽了幾十個人，還是由狄福才負責領導。這樣一來，他的工作日程裏又多了個新影廠。
沒想到，人還沒有去新影廠，江青又突然從中插了一竿子。
狄福才正為落實去新影廠軍宣隊的事情忙得不亦樂乎，突然接到江青電話，叫他立即到釣魚台，到她的17號樓一趟。
狄福才趕緊放下手裏的事情，正了正衣領風紀，直奔釣魚台。
江青正在17號樓的會議室裏焦急地等他。見他進來，連客套話也沒說，就急切地下令：“狄福才，你去從新影廠的軍宣隊裏挑幾個人，要尖子，去八一電影廠軍管！”
狄福才被江青的話搞懵了，心裏想：“八一電影廠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領導的，本身就是部隊性質，再叫其他部隊的人去軍管，這不是亂套了麼？”
情急之下，他幹脆直語直說：“去新影廠的人是主席批準的，不去不行的。再說，八一廠是總政管的，現在叫8341部隊的人去軍管，這不就是亂插手，亂軍管嗎？”
“哦……”江青聽他這麼一說，又道：“原來是這樣？到八一廠去是政治局會議同意的，主席那裏我去講。你先回去吧。”
狄福才回到家後，感覺不對勁，又跑到中南海，找到“救兵”汪東興。汪東興聽完，歎了口氣：“她又要插手軍隊了……”
狄福才請示他如何做？汪東興想了想：“再看看她去主席那裏怎麼說吧？估計不會通過的。那時，你就好辦了。”
江青為何對八一電影廠耿耿於懷？
原來在1968年，《智取威虎山》劇組到北京就住在八一廠，用他們的攝影棚錄音。演員已經很久沒有上戲，也很少吊嗓子，加上初到北方，不適應北方幹燥、寒冷的氣候，很多人由此感冒了。
這一下，八一廠闖下了大禍！
各種各樣的怨言，源源不斷地告到江青那裏，江青大怒，認為八一廠目前這種狀況根本不行，要整治整治膽敢破壞“樣板戲”的家夥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