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日新聞》說，中蘇關係已進入了“對話與協調”的時代。
西德的電視評論說，中蘇和解有助於世界和平。
瑞士《新蘇黎世報》指出，中蘇關係正常化既給世界政治帶來了機會，也給西方帶來了挑戰。
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
光陰荏苒，20世紀70年代的第一個秋天轉眼間悄悄到來，首都北京，已披上金色的秋裝。
秋高氣爽，天高雲淡，氣候宜人。1970年10月1日，雄偉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同北京40萬軍民在一起，共同慶祝建國21周年。
上午9時50分，毛澤東身著中山裝，和其他國家領導人一起，神采奕奕，健步來到天安門城樓上。
此時，隻見天安門廣場上，人聲鼎沸，鑼鼓喧天。
人民大會堂、曆史博物館等建築物上紅旗飄揚。
天安門城樓裝飾一新，更顯得莊嚴隆重，氣象萬千，增加了不少節日氣氛。
毛澤東等領導人來到城樓欄杆前，向廣場上的各界軍民揮手致意。10時整，大會正式開始，首先舉行閱兵式，正當閱兵式進行不久，毛澤東突然回過頭來，對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說：“請把斯諾先生請來。”
禮賓司司長急忙找陪同斯諾參加國慶典禮的黃華同誌，說明來意，便把斯諾先生引向毛主席身旁。
毛澤東主席一麵檢閱隊伍，一麵與斯諾交談，氣氛顯得十分融洽。
記者們紛紛用相機攝入毛澤東與斯諾並排站立的鏡頭。
廣場上，群眾遊行仍在進行著。毛主席、周總理又在城樓休息室接見斯諾夫婦，並作了友好的談話。
在談話中，毛主席明確地對斯諾說：
“歡迎尼克鬆總統訪問中國。”
毛澤東這一句話，不是隨口而說，而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表態，有力地打破了中美關係上厚實的堅冰，使中美關係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通過斯諾向尼克鬆發出邀請訪問的消息呢？這還要從1969年1月20日講起。
這一天，理查德?尼克鬆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鬆在美國一向被視為“反共鬥士”，自從他步上政治舞台，一直高唱反共的調子。
他是靠反共起家的，但他畢竟是一位出色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有較高的政治敏感性，有戰略眼光。他見美國民主黨自1961年執政8年來，頑固推行敵視中國、擴大侵越戰爭的政策，致使美國的經濟陷入困難之中，美國的國內外政策麵臨重重困難，已步入死胡同，便趁機提出“與中國對話”、“結束越南戰爭”的競選口號。
這一口號順乎美國人心，果然使他贏得301張選票，登了美國總統的寶座。
尼克鬆上任總統、入主白宮後，就冷靜地分析國際局勢，認為當時世界形成美、蘇、中多極力量，美國繼續推行“遏製和孤立”中國的政策，無法對付蘇聯咄咄逼人的抗爭，因而提出以實力、夥伴、談判為三大支柱的對外政策，後被稱為“尼克鬆主義”。
1969年1月底，尼克鬆給新上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寫了這樣一個備忘錄：
“我認為，我們應該對下述一種態度給予鼓勵，即本政府正在試探重新與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
接著，美國開始送出改變對華政策的信息。
兩個月後，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逝世，87個國家的總統、首相、特使前來參加葬禮，尼克鬆把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請進白宮，在二樓的黃色橢圓形會見廳裏進行了密談。
尼克鬆正式請法國總統戴高樂把美國對華新政策的精神轉達給中國領導人，戴高樂懷著專注的目光聽了尼克鬆的請求，有軍人威嚴氣質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對尼克鬆說：“法國人雖然不喜歡美國人，不過美國仍然是我們的朋友，永遠的朋友。我樂意與中國人打交道。”
戴高樂一回到巴黎，就在愛麗舍宮的二樓總統辦公室召見剛被任命的法國駐中國大使艾蒂?馬納克，指示他務必把尼克鬆的信息轉述給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
馬納克是一個教員出身並很有外交才能的外交官，他對亞洲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有相當的研究。他很快圓滿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在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之中，周恩來當然第一個領會了戴高樂轉來的尼克鬆口信的含義，憑著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知道中美間的關係會很快發生新的變化。
兩個多月後，周恩來找到了發回信息的機會。
1969年7月16日，廣東省公安廳在臨近香港的海麵上抓到兩名侵入中國領海的美國人，廣東省公安廳便緊急彙報公安部，說抓到兩個美國特務。
公安部領導吃了一驚。馬上打電話報告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這時剛好睡下不久，又被秘書叫醒，因事件突然，周總理當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負責人開會。
會上有的人提出立刻向美國表示抗議，不準美國借珍寶島事件混水摸魚。
周恩來出於對中美關係高度的敏感性，特別重視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索爾茲伯裏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觀點。這一觀點是：“在中蘇衝突中，給尼克鬆一個大好機會――使他能成為像樣的曆史人物的機會。當然，也存在著巨大的危險性，尼克鬆得下巨大賭注。一旦中美接近，將使世界的政治形勢產生結構性變化。”
想到這裏，周恩來便嚴肅地追問：“說那兩個美國人是間諜有什麼具體證據？”
眾人愕然，誰也答不上來。周恩來隨即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請公安部指示廣東省公安廳立即派得力幹部查清真實情況，在未查清之前，不準在報紙上大肆渲染。不要隨便給這兩個美國人戴上‘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的帽子，對這兩個美國人要安排好居住飲食。”
此時，尼克鬆和助理國務卿基辛格也緊張萬分，滿懷希望能盡快聽到對戴高樂所傳口信的回答。而現在卻發生了兩個美國人進入中國領海的插曲，感到有些棘手，生怕這一事件影響了兩國信息的傳遞和關係的改善。
原來尼克鬆總統還決定批準放寬對美國公民來華旅行的限製，允許議員、記者、教員、學者、科學家和醫生、紅十字會代表等六類公民到中國旅行，允許在國外工作的美國人可以購買100美元的中國貨物。
現在尼克鬆、基辛格擔心此時發表這些決定，會引起中國的誤會，於是決定推遲宣布，焦急地等待著中國的聲音。
但是，一連幾天沒有聽到中國的憤怒抗議。尼克鬆便對基辛格說：“這也許是好兆頭，好兆頭！”
基辛格也若有所思地說：“我同意總統閣下的看法，但願上帝保佑。”
為了作進一步的試探，尼克鬆便在7月21日宣布了放寬美國對華貿易和旅行的限製措施。
周恩來看到尼克鬆的決定，臉上露出了會意的笑容，加緊督促查處7月16日兩名美國人事件，很快查清了事情真相，原來這兩名美國人是請假來香港旅遊的美國大學生，不是什麼間諜。於是便在7月24日將誤入我領海的鮑德溫和唐德納女士無罪釋放。
這是尼克鬆上台後，周恩來與尼克鬆之間首次進行的微妙的無聲對話。這是世界外交史上奇特的一個舉動。
此後不久，尼克鬆開始了他的環球之行。他首先精心鋪設了“葉海亞渠道”。在伊斯蘭堡，尼克鬆對巴基斯坦總統阿迦?穆罕默德?葉海亞?汗格外親熱，他私下請葉海亞向中國領導人傳遞這樣一個口信：“美國不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
葉海亞很樂意幫助尼克鬆傳遞這一信息，便讓他的空軍元帥謝爾?阿裏?汗向基辛格介紹中國情況，阿裏元帥經常來往於中巴之間，使“葉海亞渠道”保持暢通無阻，他生動的中國情況介紹使基辛格也“獲益匪淺”。
隨後，尼克鬆又鋪設了“羅馬尼亞渠道”。
1969年8月2日，尼克鬆訪問羅馬尼亞，受到齊奧塞斯庫的熱烈歡迎。尼克鬆請主人向中國再次傳遞和解信息，表示隨時可到任何地方去與中國代表會晤。
接到尼克鬆的這一係列信號，中國穩坐釣魚船，不冷也不熱。僅表示不久的將來可以恢複華沙會談。
基辛格見中國對美國仍懷有疑慮，決定加快接近中國的速度，以便讓中國明白美國是希望同中國對話的。
基辛格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小沃爾特?斯托塞爾，要他告訴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美國準備與中國認真會談。斯托塞爾接受命令，好不容易在波蘭舉行的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遇到中國譯員，斯托塞爾趕緊湊上去搭話。
那時中國正搞“文化大革命”。中國譯員一見美國外交官就趕緊躲避瘟疫一樣趕快避開。斯托塞爾在後麵緊跟不舍，看實在趕不上了，就急中生智大聲喊道：“美國大使有重要信息要向貴大使傳達……”
1969年12月11日，中國駐波蘭使館根據中國外交部的指示，把斯托塞爾請到中國駐華沙使館，緊張密談75分鍾。雙方同意恢複華沙會談。
這是中國對尼克鬆一係列信號做出的首次善意的反應。
1970年1月8日，中美兩國同時宣布將從1月20日恢複華沙會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宣布會談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大使館開始。
為準確無誤並能引起中國注意，麥克洛斯基首次稱呼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意重複了三次。
然而就在這時，美國發動了侵略柬埔寨的戰爭，中美華沙會談又暫時停止。
基辛格對此焦慮不安，施展外交手腕向中國做出種種姿態。其中包括減少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活動，美國眾議院從援外撥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國會反對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決定等。
毛澤東、周恩來對尼克鬆發出的信號洞察入微。
為了開拓中美關係，中國也準備發出微妙的新信號。
這一信號就是指示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設法請美國著名記者、《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訪華。
斯諾對當時中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曾要求訪華，但被拒而不納。因而對中國很有意見。
黃鎮把斯諾從瑞士洛桑請到巴黎，老友相見，分外親熱，但斯諾仍怨氣衝天，牢騷滿腹，說：“遺憾的是中國有些當權者已經不再把我看成中國的朋友了，但我有一個作家的良知，不會看風使舵，隨便改變我的看法。”
黃鎮沒法做出解釋，隻得回憶1936年斯諾訪問第十五軍團司令員徐海東的往事，講他作為該軍團宣傳部部長與斯諾的友誼：“那時，我們把你當‘外國鬼子’，如今，我們中國人在這裏也被當成‘外國鬼子’了。”
斯諾又說：“我受美國排擠，隻能遷居瑞士，直到1960年，我才重新踏上新中國的國土，可是六年之後，我又被拒之門外……”
黃鎮大使又表示說：“斯諾先生，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過問你訪華的事情：你將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毛主席會把你當貴賓的！”
不久，斯諾來到中國訪問，1970年10月1日，當斯諾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周恩來快步迎上去與斯諾緊緊握手，熱情地說：“斯諾先生，歡迎您！”
斯諾把夫人洛易斯介紹給周恩來，棕色眼睛流露著興奮的目光問：“我真是第一個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麼？”
“毛主席讓我請您來的，您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周恩來說道。
斯諾聽了，激動地回首往日的歲月：“34年前，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您。您當時用英語同我談話，使我大吃一驚，您安排我見毛主席，采訪紅軍，當時對西方新聞界來說，真是獨一無二的事情。”
周恩來以熟練的外交藝術回敬道：“在中美兩國相互隔絕的情況下，您三次訪問新中國，向全世界介紹新中國，今天又登上天安門參加我們的國慶慶典，對一個美國人來說，應該說是獨一無二的事情啊！”
斯諾聽了之後，自豪地說：“好啊，我又有獨家新聞了！”
這時，毛澤東主席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眾人一齊把目光轉向他。
周恩來領著斯諾夫婦迎上前去，介紹說：“主席你看，誰來了？”
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了斯諾，高興地歡迎：“斯諾先生，老天保佑你，我們又見麵了！”
說著，毛澤東與斯諾夫婦親熱地握手。
第二天，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醒目地登載了毛澤東與斯諾並排站在天安門檢閱台上慶祝國慶典禮的照片，這張具有曆史意義的照片向美國總統尼克鬆發出了含蓄而有深意的信息。
斯諾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詳細地描述了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澤東會見時的情景：
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一個理想的十月天氣。我安詳地坐在擠滿了人的天安門城樓上，忽然覺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轉過身來，看見了周恩來總理。他很快就領著我和我的妻子洛易斯來到毛主席的身邊，在那裏，我們就在占人類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時候。中國領導人當眾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但這是什麼事情呢？
在下麵能容納五十萬人的大廣場上，一個大橫幅上寫著毛澤東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聲明中的一句話，相隔一條街也可以看清楚橫幅上寫的字。那是宣告中國堅決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反對朗諾的政變和反對朗諾的美國盟友，堅決支持剛剛建立起來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聯盟。為了強調這一點，西哈努克親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邊。親王麵帶笑容（他是喜歡微笑的），對我的妻子所說的“反對入侵柬埔寨的美國人不止我們兩個，這一句話，他熱情地回答說，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
毛的號召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中國的宣傳用語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節的幫凶。
後來，在主席七十七歲壽辰那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們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把我說成是“美國友好人士”。那天，這家報紙在每天都刊登毛澤東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裏登了這樣一句話：“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毛主席總是注意把各國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分開來。如果需要一個象征來說明這一點的話，我是樂於作為這個象征的：就是說，代表反對武裝侵略和破壞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國家的許多美國人，美國的反戰者終於正在使李奇微將軍曾經預言為“悲劇性的大錯誤”停下來，我站在那裏是為了接受人們對美國反戰者的致敬嗎？是的，是那樣――但又不僅如此……
外國報紙造謠說，毛主席的一隻手已經癱瘓，因此藏在他的衣袖裏，但是我卻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樣有力。他比一九六五年我上一次見到他時瘦了些，看上去更精神了――我現在才知道，那時他正要做出在他作為革命領袖的一生中也許是最關鍵和最大膽的決定。這個決定就是清除他的黨所選定的接班人……
當我們觀看那些精巧的生動的彩車開過去的時候，毛簡略地向我談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組織得多好啊，人們穿著各種顏色和各種式樣的服裝，同工人和知識分子日常穿著相同的單調的衣服形成對照。中國大部分少數民族的人都出場了，大約有四十七個少數民族。他們講二十多種不同的語言，占總人口（現在在七億五千萬至八億之間）的百分之五六。節日的主題是生產和備戰：到處都有穿著藍色和灰色軍裝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頭上梳著辮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們很少看到武器。
標語牌一個勝過一個地頌揚著公社、工廠、文化事業和軍事生活所遵循的毛的著作、語錄和指示。最為壯觀的是，一道山脈為隧道所貫通，由橋梁連接起來，一列模型火車在上麵疾駛而過，象征著鐵路係統最新一環的完成，這條鐵路現在把最遙遠的新疆同緊靠越南的南部邊疆連接了起來。全身和半身塑像隨處可見，有的很大，再現了站在我身邊的這位文化革命或第二次解放的領袖和發動者的形象。這次解放的目的是為了恢複革命的純潔性，讓群眾空前廣泛地參加到革命中來。
下麵的群眾齊聲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很多人的眼裏迸出了熱淚，而且不僅青年人是這樣。
我不由得揮手指向懷有崇敬心情的遊行者問道：“對這些您感覺怎麼樣？您的感覺如何？”
毛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並不滿意。在哪方麵不滿意呢？他還來不及作答，我們的談話就被新來的人打斷了。隻是幾個星期以後，在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我才能重新提出這一問題――那時他很坦白地談到，個人崇拜是“討厭”的。但是我發現，在國慶節那天，他心裏想的不是人們用來為毛的語錄紅色的肖像，旗子和花朵。他所想的是重建黨和國家上層建築的問題，關於恢複在文化大變革期間所喪失的生產節奏，關於加快結束越南戰爭，和關於擴大中國同外間世界的接觸的問題。他是不是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鬆進行對話呢？
他問我，美國現在不是也有著一種造反運動嗎，他對美國的反戰運動印象很深――他在五二聲明中讚揚了這個運動――他想進一步了解它的政治意義。他說，我們不久會再見麵的。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第十九章 海瑞罷官掀巨瀾！主席八見紅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