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天安門擁抱黨外朋友(二)(2 / 3)

他表示:“我們對過去的事情就一風吹了。”

他指出,我們這次會晤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麵對過去,戈爾巴喬夫總書記說“我沒有我們30年未見過麵的感覺”。

在5月17日同中國教育界代表會晤時,戈爾巴喬夫指出:“俄中和後來的蘇中關係史給我們留下了龐大、紛紜複雜的遺產。我們主張不在關係史上留下空白點,主張對所有的其中包括最複雜的事件做出客觀和公正的評價。”

對這些“空白點”。戈爾巴喬夫有什麼看法呢,在同鄧小平會談時,他表示,“蘇方認為,自己方麵也有過錯”,“但蘇方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當然,重要的不是這些“空白點”和誰的責任,所以,戈爾巴喬夫還繼續對中國的各界人士們說:“如果從曆史的遠大尺度來衡量我們的關係,那麼,勿庸置疑,積極的因素大大地超過不信任和衝突造成的因素。”

曆史的教訓會使人痛悔,但這痛悔也是一種教科書。戈爾巴喬夫通過對曆史的反思,得出了兩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是,破壞、惡化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很遺憾,比建立、鞏固和充實這種關係要簡單得多。”可見,珍惜國與國之間的良好關係,增加巨大的民族和國際財富,使之一代代傳下去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個結論是,對彼此在政治和行動方式上的不一致必須持諒解態度。”

鄧小平表示,重點在於應該向前看。

李鵬說:“中國願意積極發展同蘇聯的雙邊關係。”

5月18日,中國和蘇聯在北京發表聯合公報。“雙方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將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士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普遍原則基礎上發展相互關係。”

隨著中蘇最高級會晤的實現,中蘇兩黨的關係也從1989年5月16日自然恢複。中蘇兩黨的總書記舉行了會見,在中蘇聯合公報中,“中蘇雙方同意,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將根據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幹涉內部事務的原則進行接觸和交往。”

這種關係既不是六七十年代相互吵架的關係,也不是50年代相互結盟的關係。

人們大概都還記得,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中國的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沒有同他擁抱,而僅僅是握手。

禮節的規格就是如此。這不是無意識的小事,而是精心安排的規格。而且,這一切都是由鄧小平親自決定的。

因此,中蘇之間的第二次握手是曆史性的握手,但它並不等同於第一次握手。

而在蘇聯方麵,戈爾巴喬夫想到的是:“人類正處在十字路口。實際上,恰恰是在這些年內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即:人類能否走上光明之路,能否製止它所麵臨的威脅,還是說,人類文明將走向末日?”

“顯而易見,每個人首先是那些授權領導國家,進行決策的人們所肩負的責任是多麼巨大!”

通過與中國關係的改善,戈爾巴喬夫心中充滿著希望;

蘇中邊界非軍事化,使之成為和平友好的界線;

希望充分利用經濟協作的可能性;

希望蘇中貿易有巨大的增長;

希望加強科學、文化領域的交流;

希望交流兩國改革的經驗;

希望兩國積極合作,對解決國際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做出應有的負責。

他說:“兩國關係將建立在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普遍原則以及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之上。”“我們決定不回到50年代的關係上去,但同時也要避免發生六七十年代那種對抗的關係。”

戈爾巴喬夫特別提到了兩黨的關係。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實現了正常化,這應當被看作是這次訪問的巨大成果。”“我們兩黨在各自國家中都起著政治先鋒隊的作用,兩黨之間保持密切的交往自然會促進整個蘇中關係的發展,因為它們是執政黨。我們可以在完全自主和平等的基礎之上交換黨的工作經驗,對比雙方對社會主義理論及實踐問題的看法。”“我們都關心我們兩黨之間發展合作。”

總之,戈爾巴喬夫充滿著希望,而且這種希望是真誠的。

到了90年代初,蘇聯解體了,戈爾巴喬夫也下台了。但是,人們不能否認他對改善當時中蘇關係所起的積極作用。而他所充滿的希望,也正隨著中國和俄羅斯兩國的關係的建立和發展而逐步得到實現。

當戈爾巴喬夫這次剛剛踏上中國土地的時候,他在機場散發了一份書麵講話。他首先向中國人民轉達親切的問候和最良好的祝願。然後,他說道:

“我們是在春天來到中國的。這是個大自然蘇醒,萬象更新的美好時節。世界各國人民都把更新和希望寄托於春天。”

“這與我們的心情是一致的。”

“我是第一次前來中國,希望能夠直接了解一下這個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並具有古老而又獨特文化的偉大國家,了解它的人民在40年來的社會主義發展中所取得的成績。”

5月17日,戈爾巴喬夫坐在電視攝像機前,向中國觀眾發表談話的時候,抒發了心中的感受:

“這些天來,我感覺到,列寧和孫中山播下的種子不僅發了芽,而且這棵友誼之樹已經深深地紮了根……這使得我們在這裏,在北京這些日子裏,盡管很緊張,但感覺很好。”

其實,他不僅感覺到友誼之樹的存在,而且他的北京之行以及中國人民對他的盛情接待,也正是在為春天裏的這棵友誼之樹澆水、培土、培植新枝嫩芽。

5月15日,戈爾巴喬夫一行到達北京。下午原計劃4點15分楊尚昆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推遲了兩小時。晚上,賓主在優雅的樂曲聲中舉杯共祝中蘇友誼的發展。

宴會後,楊尚昆向戈爾巴喬夫夫婦贈送了一對分別印有戈爾巴喬夫和賴莎頭像的彩色肖像刻瓷盤。戈爾巴喬夫對這一天的評價是:“這是美好的一天,是很有意思的一天。”

5月16日是兩國領導人會談最繁忙的一天。

上午10點開始,鄧小平同誌與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兩個半小時的會晤。午宴後,戈爾巴喬夫一行驅車返回釣魚台國賓館。下午,在釣魚台國賓館,李鵬總理與戈爾巴喬夫進行會談。之後,李鵬接受了蘇聯記者的采坊。下午,兩國的總書記也舉行了約一個半小時的友好會見。會見後舉行了宴會。

戈爾巴喬夫出國訪問時,往往會設法與普通群眾接觸,1987年12月,戈爾巴喬夫訪美。一天上午,車子前往白宮途中,突然在路邊停下,戈爾巴喬夫走出“吉爾”牌小車子,與路人握手問好寒暄。此舉雖然隻有兩分鍾時間,但通過電視向全美國實況轉播後,卻收到了難以估量的效果。當時有幸與戈爾巴喬夫握過手,或講過話的人,在接受電視記者采訪時,激動得連話都變調了。

5月16日下午,戈爾巴喬夫在北京重演了這一幕。在車隊由人民大會堂返回釣魚台的路上,戈爾巴喬夫把車窗玻璃搖下,探出頭向沿途群眾招手致意。14時13分左右,當車隊行駛到白雲路南口白雲觀附近時,戈爾巴喬夫突然要求車子停下。隨即,他走出車子,同路旁的群眾打招呼。他說:“我代表蘇聯人民向中國人民問好。”

周圍的群眾頓時情緒熱烈,高呼“歡迎!歡迎!”戈爾巴喬夫同一些市民握了手,並對大家說:“我和你們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已經緊緊地握了手,中蘇兩國關係已經完全正常化了。謝謝你們。”

約500多群眾聽了他的講話,熱烈鼓掌。

一位女工還給賴莎遞過一張卡片。賴莎友好地在上麵簽了字。

5月17日,是戈爾巴喬夫在華繁忙的第三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他向500多名中國學術界人士發表演說,闡述了他對中蘇關係和國際問題的見解,並介紹了蘇聯的改革。

曆時50分鍾的演講結束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

中午12時40分,戈爾巴喬夫夫婦在北京市長的陪同下驅車到達八達嶺。為了歡迎蘇聯貴賓,長城遊覽入口處擺放了數百盆鮮花,城牆上的土黃色古旌旗迎風飄揚。

戈爾巴喬夫夫婦興致勃勃地登上長城,極目遠眺,飽覽長城的雄姿和群山起伏的景色。曾為英國女王當過導遊的工作人員向戈爾巴喬夫介紹長城的情況。當介紹到長城的防禦作用時,戈爾巴喬夫說,長城的整個建築和克裏姆林宮的戰略建築很相似。

當戈爾巴喬夫走到北麵塔樓時,熱情地同一位中國青年談話,握手。他說:“我回去要派許多蘇聯青年來中國訪問,也希望中國青年到蘇聯去看看。”

他還對向他揮手致意的青年說:“青年同誌們,我非常理解你們。但是,我要求你們更要理解你們的國家,我希望你們繼承你們父兄的光榮傳統,把你們國家的改革搞上去。”

他還同中國青年照相合影留念。

當他向中國遊客對蘇中關係正常化有何看法時,遊客們回答說,大家一直盼望這一天,中蘇關係正常化很好。

賴莎在長城上還對一位青年說:“長城很偉大,很美。我能登上長城非常高興,我很願意同中國人交流。”

戈爾巴喬夫夫婦不僅遊覽了長城北段,後來又上到南段與遊客見麵。

當戈爾巴喬夫夫婦手挽手走下長城後,八達嶺遊覽區領導人陳仁向蘇聯客人贈送了“長城登城證書”。戈爾巴喬夫高興地接過證書說:“今天時間很短,隻遊覽了長城的一部分,今後我要組織旅遊團來,把長城遊遍。”

返回北京城內後,下午,戈爾巴喬夫又接受了中央電視台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的采訪,在攝像機前對中國觀眾講了話,從而與中國億萬人民直接溝通了心靈的渠道。也許是剛遊過長城的緣故,他又絕頂巧妙地借長城抒發了心中的感受:

“首先,我應該說,而且所有同我一起遊長城的人……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希望把人民分隔開來的牆能少些,合作應多一些。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點。”

“而總的來說,當你站在這座城牆上,知道它是如何建起來的,什麼時候建成的,你就會想到,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曆史是多麼悠久。我相信,這個國家的人民也會有偉大的前程。”

戈爾巴喬夫曾經收到許多發自中國的信。在北京,駐華使館也向他轉交了許多熱情善意和友好的信。人們邀請他到他們居住的城市裏去,訪問他們的家庭。戈爾巴喬夫對此表示感謝,感謝所有的人,感謝他們所表達的感情。他說:“我熱切希望,這種把我們兩國人民連結起來,未被時間磨滅或者消弱的悠久傳統和友好感情不斷加強。”

當晚,戈爾巴喬夫又接著在釣魚台國賓館17號樓舉行記者招待會。

麵對約500名記者,他侃侃而談。他談到了與鄧小平的會晤,談到了雙方就兩國關係發展的前景達成的諒解,談到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問題,談到了兩國交流與合作的具體問題,談到了兩黨關係正常化問題,談到了蘇聯的改革,還談到了在中國訪問的感受。他說:“我有一個感覺,似乎我們之間從來就沒有過那相互遙遠的30年。”

隨後,他回答了記者先後提出的25個問題。戈爾巴喬夫素來能言善辯,很會演講,顯示了他敏銳的思維能力,傑出的演說才能和機智幽默的風格。

招待會後,戈爾巴喬夫於18日上午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訪問。楊尚昆主席到釣魚台18號樓為貴賓送行。中午到達上海時,戈爾巴喬夫一行受到熱烈歡迎。兩個少年兒童向戈爾巴喬夫和賴莎獻了鮮花。數十名少年兒童手持鮮花,呼喊“熱烈歡迎”。時值上海下雨,許多群眾自發地冒雨站在戈爾巴喬夫車隊經過的道路兩旁,向戈爾巴喬夫鼓掌、歡呼。戈爾巴喬夫像在北京一樣,還走出專車,同歡迎他的上海市民見麵、交談。

戈爾巴喬夫在上海訪問的時間隻有5個小時,因此行色匆匆。他參觀了位於黃浦江上遊的上海閔行經濟開發區和屬於開發區的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並題詞“祝賀開發區取得的成就”。

應戈爾巴喬夫的要求,上海市有關方麵還安排戈爾巴喬夫夫婦到徐彙區向普希金紀念碑獻花。戈爾巴喬夫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表達了對這位俄羅斯偉大詩人的敬意和對中蘇文化交流的讚賞和期望。

在上海西郊賓館,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同誌會見了戈爾巴喬夫。江澤民說,中蘇兩國之間經過許多曲折的歲月,現恢複了正常關係,我們感到高興。

戈爾巴喬夫感謝上海市人民的熱情接待。他說,過去的日子是劃時代的日子,蘇中關係進入了新階段,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實質和內容,並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來進行工作。

這也就是戈爾巴喬夫對他這次中國之行的評價。

戈爾巴喬夫的這次曆史性訪問無疑是成功的。

當然,他的這次來華訪問也有令人遺憾的地方。

由於當時北京正發生天安門風波,所以,戈爾巴喬夫的訪華也受到了本來不應有的幹擾。

戈爾巴喬夫到北京的歡迎儀式原定1989年5月15日下午4時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舉行。

但是14日天安門廣場的形勢已非常緊張,所以在14日晚10時隻好臨時決定,儀式移到機場舉行。

這一變動立即帶來禮儀、準備、新聞報道等一係列複雜的問題。

軍樂隊要去機場、儀仗隊要去機場、新聞記者要去機場,事先準備好的攝像、轉播設備也要搬去機場。而且這一切還不能露出風聲,記者也不能事先通知,以免帶來新的麻煩。

因此,有關方麵徹夜忙碌,緊急采取應變措施。禮炮等都是在下半夜移到了機場。當時人們的感覺是,幾乎一切都亂套了。

細心的電視觀眾不難發現,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機場走下飛機後,隻有舷梯前有一段幾米的紅地毯,而儀仗隊前居然沒有紅地毯,因此,戈爾巴喬夫隻好踩著水泥地檢閱儀仗隊。

這種尷尬的場麵在國事訪問活動中是少有的。其原因,就是因為機場沒有備用紅地毯,而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由於學生的包圍而不便取出。無奈,隻得勉強應付了。好在楊尚昆主席親自到機場去迎接,按慣例,國家主席一般是不去機場的,所以,戈爾巴喬夫還比較滿意。蘇方對這一變動表示理解,說重要的是有這個儀式。

出了機場後,按禮賓慣例,國賓車隊都應從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經過,然後進入釣魚台。

但是,當時城內交通堵塞,車隊隻好兵分兩路。快進城時,前麵主要人員的車隊隨即調頭,經東郊、南郊、西郊,然後進入釣魚台。路上共用了50多分鍾。好在這條道路比較寬暢,兩旁的建築也比較整齊,所以客人還滿意。後麵的一路到達建國門時,發覺長安街不能通行,隻好立即調轉車頭,經北二環繞道進入釣魚台北門,其時間比戈爾巴喬夫一行遲到了10分鍾。

跟著而來的是國宴問題。通常國宴都是在富麗堂皇的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但當時這也成問題。有關方麵考慮如大會堂不能舉行就改在釣魚台內舉行。但是,限於條件,釣魚台做不了那麼多飯菜,因此還得大會堂做一部分,然後送往釣魚台。最後,國宴地點待楊尚昆見到戈爾巴喬夫,才決定仍在大會堂。

當時沒法走長安街,隻好走前門大街,進大會堂的西南門。由於沒有走東大門,所以客人在大會堂內就像進了迷宮一樣,東拐西繞,才到宴會廳。

按照原定計劃,5月16日上午,戈爾巴喬夫將在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但由於靜坐絕食的學生和大量圍觀者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隻好被迫取消了這一安排。

天安門是世界聞名的建築物,戈爾巴喬夫夫婦來北京都希望親睹它的雄姿和風彩。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願望當時無法實現。

戈爾巴喬夫夫人賴莎在大會堂的宴會上曾提出能否到大會堂的樓上從窗戶裏看一看天安門。但這一請求在當時實在也無法滿足。

所以,戈爾巴喬夫夫婦一行雖然到了北京,卻沒有看到能代表北京的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及東西長安街。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遺憾。

此外,日程的變動也苦了中外記者。戈爾巴喬夫訪華第一天,設在國際飯店的蘇方新聞中心原定晚6時舉行記者招待會。但後來遲遲未能召開,記者們隻好找個地方休息,有的幹脆在沙發上睡著了。直到深夜1點40分,新聞局長格拉西莫夫才姍姍來遲。他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我來晚了。”接著他引用俄國古典作品中描寫一對情人相見時說的一句話:“幸福的人相會是不怕晚的。”疲憊的記者一聽頓時樂了起來。

5月17日,戈爾巴喬夫原定下午5點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然而,那天整個長安街都堵塞了。

當記者們想方設法或步行或騎車趕到大會堂時,有關方麵通知招待會改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大家隻好各顯神通,有的坐三輪,有的雇自行車,有的舉著記者證攔車,氣喘籲籲地往釣魚台奔。

雖然有諸多遺憾,但不能否認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仍然是成功的。中蘇友誼之樹從此增添了更多的生機和活力。世界輿論給予了中蘇這次會談以高度的評價:

波蘭中央電視台說:“凍結了30年的堅冰一旦融化,將產生巨大的激流。”

奧地利輿論說: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曆史性握手,埋葬了中蘇間30年之久的敵視”,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繼尼克鬆訪華以來又一具有世界影響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