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召開。
到會代表一致通過了修整天安門的決議。
市人民政府責成市建設局提出修整天安門廣場的工程計劃，並要求廣泛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
接到任務後，市建設局的同誌們風風火火地幹起來了。
天安門廣場修整工程必須在9月份完工，以便按時舉行開國大典。
這項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門前東西三座門之間，包括中華路全段在內，清除地麵障礙物，開辟一個能容納16萬人的大廣場；修繕天安門城樓作為主席台，安裝22.5米高的電力控製大旗杆一座；補修瀝青石渣路麵1626平方米。此外，還要進行植樹、種花種草等綠化美化工作。
這項工程工期短、任務急。全市人民都十分關注工程的進展情況。很多人自願來參加義務勞動。
共青團北平市委籌委會在一個周末的下午組織幾千名團員、青年學生參加勞動。廣場上的地麵障礙物很快被清除。
市建設局的工人熱情高漲，幹勁十足。
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在各方麵的密切配合下，市建設局很快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任務。
一個能容納近20萬人的廣場開辟出來了。
天安門城樓油漆一新。朱紅色的牆壁，在陽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輝。
瀝青石渣路麵鋪好了。
花、草、綠樹種上了。
天安門城樓上的兩幅大標語
在籌備開國大典的日子裏，除了北京市建設局的人員在奔波外，不知還有多少人在為裝飾天安門，準備這個莊嚴而大喜的日子的到來而忙碌著。
1949年9月底，天安門城樓上掛上了兩條用繁體字寫的標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這是書法家鍾靈的傑作。
寫標語是鍾靈的特長。早在延安時期，鍾靈的字寫得漂亮已成為人人皆知的事。延安城牆上的標語幾乎都是出自他之手。
這樣一來，鍾靈在延安成了名人。他在家是獨生兒子，抗戰爆發後，瞞著家裏偷偷跑到延安。父母還在大後方國統區，他也沒法往家中寫信。父親猜測他可能同其他一些青年一樣，到延安去了，就寫一封信打聽一下，信封上隻寫“延安中國共產黨收”。鍾靈因在延安很有名氣而幸運地收到了這封家信。
鍾靈從小就喜歡寫字。什麼楷體、宋體、篆書，他都下功夫練過。投奔延安時，他還是一位17歲的電話接線員。在延安，他又愛上了美術字。
進北平城後，鍾靈的特長又得到了發揮。政協一屆會議召開時，懷仁堂前的院子大門、二門和垂花門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門城樓刷標語的任務後，鍾靈心裏更加自豪，決心拿出自己的全部看家本領，在這個莊嚴神聖的地方露一手。
他一步一步地丈量了天安門的尺寸。
標語上每一字都有一間房子那麼大，一個筆畫上躺下一個人後，還有富餘的地方。當時在老解放區已流行簡化字，但北平大多數人還習慣用繁體字。為了照顧到大多數人的習慣，決定天安門上的標語仍用繁體。
鍾靈操起剪子，如同一位做衣服的裁剪師傅，用布剪出宋體字後，讓木工按照一公分等於一米的比例鋸好木板，釘成字盒，外麵裝上一層毛玻璃，裏麵安上電燈泡。標語掛上去，通上電，晚上從遠處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兩條標語的字數不相同，如何使之顯得對稱，讓鍾靈頗費了一番腦筋。
他在實際測量過程中，發現天安門的九間門樓並不是一樣寬窄，但在視覺中卻讓人感到左右四間都是對稱的。
500年前的城樓設計者能如此巧妙地利用視覺錯覺原理，鍾靈心裏暗暗稱奇。
實際上，門樓的中間部分最大，四六間稍窄，三七、二八、一九間依次遞減。
鍾靈想，現在兩條標語的字距也需利用視覺錯覺原理進行安排。
可惜的是，畢竟時間太緊，來不及仔細計算。結果兩條標語字距的均勻程度並不非常理想，“政府”兩個字遠遠看上顯得緊促一些。
除了兩條標語外，天安門城樓重簷中間，也就是後來懸掛國徽的地方，掛出了一長溜紅布，上麵書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
這同樣是鍾靈的手跡。
鍾靈感到自己成了時代的幸運兒。
大紅宮燈高高掛上天安門
1949年9月30日，北京城有一家大報這樣報道說：“天安門城樓頂上金碧輝煌，棟梁也粉刷一新，棟梁中間分懸著八個巨大的紅燈。”
實際上，這篇現場報道描寫和敘述得很不夠。
在天安門城樓上，懸吊著的是八盞大紅宮燈，每一盞都至少需要三個大人環抱才能摟抱過來，每盞宮燈在隨風飄蕩的黃色流蘇的襯映下，顯得更加紅火。
人們很難想到，這八盞宮燈的設計竟出自兩位日本美術家之手。
天安門國慶工程指揮部把城樓的布置裝飾任務交給了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
宣傳部長張致祥親自到天安門考察了一番，又把這項任務的設計工作交給了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的舞美隊。
這個文工團的前身是晉察冀軍區的抗敵劇社，建國後改名為戰友文工團。
當舞美隊長蘇凡從張致祥部長那裏領到任務時，距開國大典隻有20來天的時間了。張致祥感到時間緊，問蘇凡有什麼困難。蘇凡顯得不慌不忙，似乎早有準備，成竹在胸。蘇凡不是盲目樂觀，原來他手下有兩個“才子”。他們都是日本人，一個叫肖野，年紀40開外，一個叫森茂，才30掛零。
他們兩人都是日本美術專科學校畢業的學生。
肖野因是左翼美術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統治日益猖獗的時候，受到迫害，被迫逃到中國避難。他先在北平日偽滿電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師的工作。不久，他與北平地下黨組織接上關係，通過敵工部分配到張家口人民劇院。這個劇院就是抗敵劇社的公開化名。肖野到該劇院後，先後為《子弟兵與老百姓》《絨冠秀》《白毛女》等畫了場景。他為劇本《戰鬥裏成長》所作的舞台美術設計，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麵都達到了相當高的造詣，被同行視為典範。
森茂從學校畢業後，當了日本華北駐屯軍宣傳部的一名兵士。上司讓他負責繪製反共宣傳畫，並準許他看馬克思、毛澤東的書。結果，他被毛澤東的書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所折服，最後投奔了八路軍。
兩位日本美術家都喜歡繪畫藝術。在八路軍隊伍裏，無論是在冀西小村，還是在冀中大平原，他們走到哪裏畫到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