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維革又是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他請了假，揣了六個蘋果去找羅政委“談心”。政委一眼就將陶維革的心思看了個明明白白，他知道陶維革不願離開國旗班。
於是，陶維革又與國旗共同生活了一年。
1990年2月26日，是陶維革離開北京退伍返鄉的日子。
很長時間之後，陶維革依然清楚地記得離開國旗班前最後一次升旗的情景：
“那是1990年2月26日的早晨，我和平時一樣，正準備和戰友們一起排隊出操。班長走了過來：‘老陶，今天由你升旗，是首長點名安排你最後一次升旗的。’我激動得連話也講不出來。我知道，退伍戰士升旗，這是以前沒有過的事情。今天領導格外開恩，是對我這個服役六年、腹部留有18.5厘米疤痕戰士的特殊照顧，也是對我最大的信任。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我，辦了退伍手續還每天堅持出操，堅持站哨，是為了給新戰士留下好印象。戰友們都對我很好，尊稱我為‘老陶’，領導對我也特別關照。”
“我穿上禮服，扛著國旗，邁著正步來到廣場。電鈕按動後，國旗伴著國歌音樂聲冉冉升起。麵對旗杆，我思緒萬千。”
“國旗啊國旗，咱們朝夕相處有六年，我每天都能看到你。是你培養我成長；是你鼓勵我一次立功，四次嘉獎；是你召喚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可是今天，是我最後一次邁著正步扛起你，是我最後一次按動電鈕把你升起，是我最後一次向你行軍禮。下午，我就要離開心愛的你，離開戰友，離開北京。今後再也沒有今天這樣的軍營生活了，再也不能每天看到你，再也不能為你站崗伴隨著你。”
“升旗後，支隊、中隊領導和戰友們紛紛同我握手，在我的本子上簽字留念。排長彙報說：‘他是我們排當了六年兵的老戰士，支持首長的工作，關心幫助新戰士，離隊前還堅持出操，要求多站一班崗，給戰友們留下了好印象。’支隊領導說：‘這樣的同誌應當嘉獎。’”
“戰友們含著眼淚和我依依惜別，一邊喊著‘老陶多保重’，一邊送我上了路。”
從國旗衛士到食堂大師傅
從北京天安門國旗班退伍回到老家黃岡，陶維革半年後被安排在黃岡地區輪渡公司，後來被黃岡地區交通局借調到機關食堂工作。
陶維革從升旗手成了一名司務長。既要管理每個月經手的1萬餘元的活動經費，買菜、幫廚、洗碗；又要迎來送往，負責上級領導部門來檢查工作和下屬八個市縣前來彙報工作時的客飯，以及局機關70多戶200餘人的早餐，甚至機關家屬們的身份證也交由他與公安、街道等部門聯係辦理。
陶維革兢兢業業地幹著自己的工作，一幹就是四年。
走進黃岡地區交通局大院，在院內一幢破舊的兩層樓內，一間潮濕、擁擠的小屋就是陶維革的家。
陶維革的小家庭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沒有一件像樣的高檔家電。從物質條件上看，這個小家庭是極為貧困的。陶維革的月收入和福利才200多元。他的愛人夏榮軍是當地一家遊泳池的一名臨時工，一年隻上四個月的班，月收入才100多元。
陶維革是貧困的，但他也是富有的。
1990年，他從北京天安門國旗班退伍回來時，帶回了他服役時的帽徽、領章、升旗手套，帶回了幾大本天安門廣場的照片和一袋天安門城樓徽章。
他把天安門城樓徽章送給每位來訪的客人、同事和來玩的小朋友。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對孩子們講述國旗的意義、天安門前的感人故事和訓練時的情況，描述莊嚴隆重的升旗儀式。
每當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他都要把那白布包拿出來摸一摸，把那些照片拿出來看一看，從此得到安慰和解脫。回想起在國旗下的一幕幕，不愉快的事也就隨之而去了。
四年後，他的事跡還是那麼感人
上述情況，我都是在以後才了解到的。
我與陶維革的相識緣自一次偶然的采訪。1994年國慶節前夕，人民日報國內政治部和報社團委聯合舉辦了一次針對中青年記者的采訪活動，主題是“國旗在我心中”。我領到的任務是采訪國旗護衛隊。
當時的國旗護衛隊隊長陳傑熱情地接待了我，並給我講述了許多發生在國旗下的感人故事，其中就提到了陶維革。回到報社寫稿時，經過權衡，雖然陶維革的事跡已經過去四年多的時間了，我和編輯決定還是采用這一材料，這樣，在我於1994年9月15日發表的《敬禮，國旗衛士！》一文中，陶維革的名字再次出現了。
但是，我並不知道，當時的陶維革正在與病魔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
陶維革的病實際上1992年就上身了，但他總認為是胃手術後遺症，即缺鐵性貧血，對此並沒有在意。1994年8月他的病情加重，起初是四肢乏力、心悸、牙齦出血不止，臉色瘦黃發綠，爬樓梯時心裏發慌、頭昏，陶維革仍沒聲張，一邊忍受著病痛，一邊起早摸黑地工作。
當時，他的身上已出現多處紫色塊狀痕跡，頭部稍用力抓一下就會流血，牙齦有時出血不止。
鄰居家孫醫生見到陶維革臉色不對，勸他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先去把病看一看。陶維革卻說：“當初在國旗班時，胃穿孔那麼難受，都挺了過來，如今這點病又算得了什麼？況且年底機關工作忙、人手緊。”
後來，在妻子和好心的同事多次勸說下，陶維革才去就近的醫院。醫生一檢查，說他病情嚴重，堅決要他住院，可他婉言謝絕了。最後在醫生的百般說服下，他才同意辦理了個“家庭病床”，邊工作，邊治療。
於是，他早上起得更早了，一大早就把食堂要用的菜買回來，然後再去醫院打針，打完針又回來工作。
就在陶維革一邊輸血、一邊照常工作的時候，也就是陶維革離開國旗班四年多的時候，1994年9月15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上，發表了我采寫的《敬禮，國旗衛士！》的通訊，再次報道了他在十二指腸急性穿孔時仍堅守哨位的情節。
陶維革讀著讀著，激動得熱淚直流，他對妻子說：“我離開國旗班四年多了，那些不值得一提的事我差不多早就忘記了，可戰友們還記得我，北京還記得我！可我現在疾病纏身，無法報答他們。現在我多麼想去一趟北京，多麼想看看戰友，看看那麵國旗！”
12月份，陶維革每星期需要輸血200毫升，才能保持正常的活動，就在此時，勝利派出所要填報新的戶口報表，陶維革仍一聲不吭，一家一戶，拖著疲倦的雙腿，硬是跑完了全局20多戶人家，按時送了報表。
送完報表，陶維革感到全身乏力。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直到他的親屬發現。
陶維革被送到武漢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門診部。
血液科教授馮清平根據骨髓檢查和血常規檢查，診斷為“再生障礙性貧血”。
1995年元月10日，迫於病情嚴重，陶維革不得已才正式住進協和醫院。經複檢，曾兩度擔任院長、至今仍為該院血液研究所所長的宋善峻教授確診為：慢性重症再生障礙性貧血（即SAA）。
據醫生介紹，治療這個病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骨髓移植，這是目前治療SAA成功率最高、時間最短、治愈最徹底的方法，但費用很高，得要20萬元左右。
第二個方案是藥物治療，治療期大約六個月，但完全治愈需3！5年，費用較第一方案低，但也要好幾萬元。
聽完醫生的介紹後，陶維革對他的哥哥說：“我複員後沒有為單位做多大貢獻，如今反而為單位增加了一個大的經濟負擔。這幾年從結婚到添小孩，幾個哥哥姐姐盡管生活也不富裕，卻設法接濟我，這下子又要拖累你們，我感到十分不安。”
陶維革產生了放棄治療的念頭。他擔心巨大的治療費用會拖垮家庭和並不景氣的單位。有人對他說，你在部隊獻過血，現在你有資格輸血。陶維革卻說：“我在部隊隻獻過200毫升血，可現在，體內已輸了幾倍於我獻過的血了，怎麼能再用別人的血呢？”
一封令人動容的讀者來信
陶維革的身體狀況在一日一日地惡化，處於生命低潮的他想起了國旗，因為那是自己人生旅途上最值得留戀的一段。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那份懷念國旗的心情一日比一日強烈起來，隻要一閉上眼，那麵五星紅旗就在眼前飄揚。
1995年元月18日，在高燒不退、內髒出血，生命垂危之際，他時停時續，口述了一封給我的信，因為是我在那篇報道中再次提到了他的名字。由於不知道我在報社的哪一個部門工作，陶維革的哥哥在信封上寫了“人民日報軍事部”的地址，又由於春節探親的原因，這封信輾轉了幾次才到達我的手中。
在報社工作，我接到過不少讀者寫來的信件，但陶維革的這封信給我的感染和震撼是其他來信無法比擬的。或許真的是應驗了那句名言“人之將去，其言也真”，他在信中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是飽蘸著生命寫下的。
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傅昌波同誌：
你好！讀了你寫的《敬禮，國旗衛士！》一文後，我激動得熱淚盈眶。
我叫陶維革，有時也寫成陶衛革。從1984年10月入伍到1990年3月複員，我一直在天安門國旗護衛隊，每天在天安門廣場守旗、值勤，每天都能看到心愛的五星紅旗，國旗就是我的生命！
我最近得了再生障礙性貧血，病情很嚴重，在黃岡地區醫院無法治療，轉到了武漢市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聽醫生說，這個病很難治，要做骨髓移植，需要很多錢。我複員後還沒能為所在的單位做多少貢獻，反倒給單位增加了負擔；在部隊時，我隻獻過一次200毫升的血，可現在，醫生已經給我輸了好幾次血。這一切，既讓我感動，又使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