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協代表人選的確定，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
代表提名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另一種是由本人申請。
按照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籌備會工作小組所有提名都逐個進行了審查，進行了反複研究。
當發現代表候選人有可疑或不明的情況時，則反複進行了調查。籌備會時常為了某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與各地函電往返，多方協商，反複斟酌，費時達幾個星期之久。
對發現有問題的提名或申請人，因不宜參加政協，則取得推薦人的同意而撤銷，或對其本人加以說明。
有時，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參加討論，以確定一些重要代表人選。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之後，經過籌備會反複協商，征求各方意見，一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名額和名單，共分為五類：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
前四類共有45個單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
第五類即特邀代表確定為75人。
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總數達662人。
中央統戰部把新政協籌備會確定的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製成一本很厚的表冊，送到中共中央，最後呈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把表冊翻了翻，幽默而風趣地對身邊的人說：“這是一部天書。”
上了這部“天書”名單的人，具有相當的廣泛性。其中包含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和宗教界等方麵的代表，也包含了我國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時期為人民事業做出過貢獻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新政協籌備會在確定代表時，吸收了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各個曆史時期的代表性人物，甚至連前清末期和北洋時期較有聲望以及後來同情革命，並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物，也被推選為新政協代表。
為了廣泛吸收各方麵的代表人物，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中，專列“特別邀請人士”一類。在這個單位中，有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始終站在正義一邊的堅強戰士宋慶齡，她被選為特邀單位的首席代表。有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張元濟；有中國近代海軍耆宿薩鎮冰；有老同盟會會員張難先；有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任過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章士釗、江庸；有曾經是南京政府和談代表的張治中、邵力子等；有國民黨的重要起義將領傅作義、程潛等；有老解放區的民主人士陳瑾昆、安文欽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陸誌韋和藝術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蘭芳、袁雪芬等。此外，還有工農方麵的勞動模範、英雄人物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
對當時尚未解放地區，新政協籌備會也邀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政協，並決定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中給這些地區留出十分之一的名額，使這些地區解放後可以派代表參加。
以上情況表明，中共中央和新政協籌備會的考慮是十分周到的，充分肯定了我國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階段和各方麵人士的積極作用，並盡可能團結各個方麵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同建設新中國。
在擬定的新政協代表名單中，美中不足的是少數民族的代表和婦女代表少了些。
少數民族代表實際共有28位，占4.23%，按整個比例來說，還是少了一些。
李維漢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這是因為革命的發展，在少數民族地區，比較遲了一些。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別區，也有代表參加。”
為了物色少數民族代表，新政協籌備會費了很大的力氣。
李維漢為此事專門同朱早觀、奎璧、楊靜仁、天寶等少數民族代表進行座談討論，但在物色人選以及交通等方麵都困難重重。
在物色少數民族代表人選時，最大的一個疏漏就是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雖然在其他單位中有滿族代表，如齊燕銘、羅常培等人，但不是作為滿族代表出席新政協的。
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公布後，北平城的滿族群眾因沒有代表產生了失落被棄的感覺，有些滿族人為此事哭泣流淚。
這一情況後來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了之後感到遺憾，同情地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啊！”
解放後，召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時，物色和補充了滿族代表。
關於婦女代表，周恩來第一次就新政協會議的一些問題征求民盟代表的意見時，史良女士對參加會議的婦女代表太少提出了尖銳的意見。
雍容大度的周恩來對史良的批評態度毫不計較，反而稱讚史良的意見提得好。他表示：
“關於婦女代表，黨中央也很重視和注意這個問題。你放心，新中國的婦女一定會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樣的政治權利，不會受歧視的。”
聽了周恩來的話，史良舒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六國飯店內發生了一場國號之爭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後，下設的六個工作小組於6月18日各自舉行了第一次小組全體會議。
根據新政協籌備會的安排，由第二小組負責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由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第二小組組長為譚平山，副組長為周新民。組員有李德全、符定一、史良、葉聖陶、沈茲九等21人，秘書為陳昭。
在6月18日會議上，第二小組討論了本組的工作。組員們就新政協的任務及其存續性交換了看法。最後推定譚平山、周新民、王紹鏊、葉聖陶、沈茲九五人起草討論提綱。
十天後，第二小組於6月28日召集了第二次會議。
根據討論提綱的安排，這次會議已開始研討新政協組織的基本組成起草委員會。
起草委員會又推周新民、史良起草新政協組織法的初稿。
周、史兩人冒著酷暑苦戰幾天，拿出了初稿，首先是在起草委員會內進行討論，然後征詢各方麵的意見，一再加以修改。
8月18日，一個雨後初晴的日子，第二小組在中南海勤政殿裏舉行第三次會議，對草案進行了討論修改。經過一番文字整理潤色，然後上交給籌備會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草案經常委會通過後，第二小組於9月15日召開了第四次會議，根據常委會的修改意見進行了處理，並對文字進一步加以整理，然後送常委會提交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在原則上獲得了會議的通過。
經過若幹次的討論修改，該草案正式取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
為什麼會叫這個名稱呢？主要是當時考慮到出席新政協的代表達660多人，就成分來說，從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到民族資產階級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區來說，從東北的黑龍江，到西北的新疆，到東南的瓊崖、台灣，各省區都有代表出席，還包括少數民族和國外僑胞。這是一次四麵八方的大團結，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大盛會，所以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更能反映新政協大會的特點和本質。
9月22日，第二小組組長譚平山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草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的報告，介紹了起草和修改這個組織法的經過。
9月2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舉行會議，對該草案進行了最後的審議。
9月27日，這個組織法被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通過。
政協組織法在起草過程中雖有多次修改，但討論中意見爭論不大，因而可以說是比較順利的。
與它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起草過程就複雜一些了。
籌備會第四小組擔負了起草這個組織法的任務。
第四小組組長為董必武，副組長為黃炎培。黃不在北平時，由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代替。秘書為賴亞力。組員有張文、沈鈞儒、張東蓀、胡厥文等22人，全組共有25人。
6月18日，第四小組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
會上廣泛地交換了意見。由於沒有準備，沒有參考資料，有點漫談的性質。會上推舉張誌讓等七人先準備一個討論提綱，以便小組全體會上討論時，可獲得若幹基本的共同意見。
7月8日，第四小組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會議根據所擬的“政府組織法中的基本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推定董必武、張奚若、閻寶航、王昆侖、張誌讓五人負責起草政府組織法的初步草案。
隨後，起草委員會於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先後三次開會，征詢了錢瑞升、王之相、鄧初民等政法方麵的專家的意見，寫成了政府組織法的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組召開了第三次全體會議，修正通過了組織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協籌備會的常委會。
此後，常委會於8月26日召開了第四次會議，指定黃炎培、馬敘倫、張奚若、李立三和董必武對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
8月30日，以上五人聚集開會，進行討論修改。
9月13日，常委會召開第五次會議，對政府組織法草案作了文字修改。
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原則上通過政府組織法草案，然後提交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通過。
在起草政府組織法草案的過程中，第四小組成員和有關專家對國家屬性、政府組織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製、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產生的方法、人民委員會的組織、最高行政機構的名稱、政務院及其下屬各部機構的組織，還有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署的組織和隸屬關係等問題的討論，意見基本上趨於一致，沒什麼大的爭論。
意見分歧最大，爭論最激烈的是關於新中國的國號：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呢？“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麵是否要加上“中華民國”的簡稱？
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致辭時，最後呼喊的三個口號，有一個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在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組織條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舉行的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稱呼提出了質疑。
張奚若說：“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他們說，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
張奚若一副學者風度，語調顯得有點激動，繼續說：“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從以下解釋也很容易明白，為共和而非專製，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再說，人民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張奚若發言後，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代表雷潔瓊說：“如果國名太長，使用時不作全稱即須注明是簡稱。”
黃炎培和張誌讓兩人主張要用民主二字，他們的看法被整理為書麵意見：“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以後經過反複討論和征求意見，確定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報告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經過時說：“國家名稱的問題，本來過去寫文章或演講，許多人都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黃炎培、張誌讓兩先生曾寫過一個節略，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第四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張奚若先生以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現在采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我們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
然而，這時在國號後麵仍拖著一個“尾巴”。在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的國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都帶著一個括號，裏麵寫著“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這容易使人把它與辛亥革命時建立的“中華民國”混為一談，造成誤解。
9月25日深夜，黃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馬寅初、沈鈞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飯店裏收到一封由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午宴請柬。上麵寫著：
“9月26日上午11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並商談重要問題，請出席。”
接到這種請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歲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應邀者按時趕到六國飯店。計有：張元濟、何香凝、周致詳、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黃炎培、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沈雁冰等。他們中隻有幾位不到70歲。
周恩來主持宴會。
宴會之前，周恩來要人關閉了餐廳的大門，開始講話：“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有三幾個人不是，來聽長者的發言。我國有句老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討論文件時，各位看見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周恩來說完後，民建代表黃炎培首先發言。他說：“我國老百姓教育很落後，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政協三年一屆，三年之後，我們再來除掉，並無不可。”
接著，辛亥革命老人、72歲的廖仲愷夫人何香凝發言。她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讚成，我就不堅持我的意見。”
第三個發言的周致祥。這位清朝末年的進士在辛亥革命後隱居38年之久，一生中不寫“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擁護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
他態度堅決，反對用簡稱，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苦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美洲僑領司徒美堂，年高83歲，耳聰目明，但聽不懂北方漢話，這次由司徒丙鶴陪同赴北平參加新政協。在今天的會上，也由司徒丙鶴把別人的發言口譯給他聽。
聽了之後，司徒美堂激動得站起來，要求發言。
宴會廳裏這裏顯得很安靜了，大家等待著聽這位老人的意見。
他說：我沒有什麼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四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官國”，與‘民’無涉。22年來更被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得改好，為什麼要三年之後才改？語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做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決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
司徒美堂的這番話，快言直語，痛快淋漓，擲地有聲。他一說完，大廳裏頓時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眾人齊聲稱好。
曾以痛罵國民黨官僚資本而出名的馬寅初也站起來，表示說：“我完全擁護剛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張。括號中的簡稱不倫不類，不像話，應該去掉！”
民盟領導人張瀾老先生，重慶談判時毛澤東當麵稱讚他“老成謀國”，這時表示：“我也反對用什麼簡稱。”
陳叔通也讚成此議。
教育學家車向忱讚成去掉簡稱，並補充說：“如果說人民一時不接受新國號，這隻是一個宣傳教育問題。慢慢地教育，讓人民認識我們這次革命政權的性質，萬萬不可因噎廢食。老百姓是否反對用新國號呢？我看不見得。”接著，法律專家沈鈞儒從法律的角度對簡稱問題進行了解釋。他說：“如果有些群眾還要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必明令禁止。至於堂堂的三大文件裏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也萬萬不應如此。遍觀世界各國國號，隻有字母上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立國文件上的其他簡稱。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時，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張不用那個‘簡稱中華民國’。”
陳嘉庚這時也站起來講話。他一口廈門話，旁人聽不懂，由秘書莊明理翻譯成普通話。
他說：“我也不同意用括號裏的簡稱。大家對‘中華民國’決無好感，落後的人可能一時不會習慣，但過些時候就會好了。”
會上的態度成了一邊倒，除黃炎培主張用‘中華民國’簡稱外，其他的人幾乎都反對用這個簡稱。
最後，周恩來作小結，介紹了文件草案上有這個括號中的“簡稱中華民國”的緣由。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發表的意見綜合送給大會主席團常委參考，並由主席團常委作出最後決定。”
待周恩來講完話，已是下午一時半。宴席開始。
黃炎培和簡玉階是素食者，另單設素席。簡玉階每飯必先禱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這樣，表情顯得十分嚴肅。
當他還在禱告上帝時，其他吃葷席的人已是談笑風生，互相敬酒，一派歡樂的氣氛。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時，一致同意和決定：去掉國號後麵“中華民國”的簡稱。
政協代表們認為，簡稱“中華民國”去掉，不等於把中華民國過去革命的曆史意義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曆史意義的。這一點在毛澤東開幕詞中也講過。同時“中華民國”這個名稱，因為在民間已很習慣，所以在目前，也不要禁止使用。在人民中還允許有這樣的稱呼，正如現在我們用陽曆，同樣也不禁止人民用陰曆。慢慢地引導人民在公文上用統一的國名和統一的公元年號，最好在正式文件上要有這樣一個法律性規定。
自此之後，政協會議通過的大會文件，就完全去掉了“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新中國成立後，“中華民國”在人們心目中的痕跡漸漸淡化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