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對水利工作一片赤誠。麵對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治江、治河等水利工程的爛攤子，為了確保大江大河不決口、不泛濫成災，而且變水害為水利，他和李葆華、錢正英、劉瀾波等副部長密切合作，在水利搶險、疏浚治理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到水利部任職之初，傅作義就說：“我國水利建設任務很重，在水利問題上我還是個‘門外漢’。要不辜負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群眾的信任，光坐辦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況，向群眾學習，努力做好工作。”他強調調查研究工作，掌握第一手的資料和情況，才能把水利工作做好。因之，他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出差在外，跋山涉水進行工作。他走遍了祖國的長江、黃河、淮河、珠江、黑龍江、鬆花江、海河等許多水利工地，到處調查關於水的情況和問題，認真細致地進行檢查、督促工作，還及時地幫助解決能夠解決的問題。中共中央和國家主席毛澤東聽了他的工作彙報後，稱讚他說：“你鑽進去了！”
黃河，在世界上是一條著名的大河，它在曆史上也是一條災難性的河流。據有關記載，黃河下遊的河南、山東等地，在兩千多年中，泛濫決口達1500次之多。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很快著手研究黃河的問題，製訂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決定分期進行治理。毛澤東主席曾親臨黃河視察，提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號召。
在黃河的規劃、治理過程中，水利部和其他有關地區、部門，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傅作義作為水利部部長，多次前往黃河中下遊查勘，研究治理黃河的措施。
1950年的盛暑炎夏，傅作義去河南視察黃河，到達陝縣的那天，氣溫高達攝氏40度，他仍按原計劃進行活動。到達三門峽時，他和隨同人員一起露宿在黃河岸上的幹沙灘上，以藍天當被子，以大地作睡炕。1957年4月13日，他又作為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副主任，去參加治理和開發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開工典禮。那天春光明媚，河水奔騰，高大的標語、彩色的旗幟、巨幅的大壩示意圖，使會場顯得莊嚴壯觀。他興奮地向到會的5000多名幹部、群眾說：“我們現在舉辦這一工程，把幾千年來的水害變作水利，隻有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才能達到。”他希望黃河中遊地區的人民群眾認真做好水土保持，繼續加強修堤防洪工作。
會後，傅作義去山西視察水利工作，順路回故鄉晉陸地區考察水利灌溉及水土保持的情況。他從早到晚想的和說的是“渠、井、閘”，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體和休息。當他到達太原工作期間，因勞累過度，嚴重的心髒病於4月25日突然重發，不得不住院治療。周恩來總理得知後，特派心髒病專家黃宛大夫乘專機飛太原搶救。他的病情脫離危險後，於5月7日回北京，入協和醫院繼續治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兩次去醫院看望，希望他安心養病。彭德懷、薄一波等國家領導人，也多次去醫院看望。他對此深受感動，出院後，即到水利部辦公。
在淮河的水利工地上，也印有傅作義的足跡。1951年，傅作義和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等一起視察淮河。在去洪澤湖蔣壩途中，有一段30華裏的路程無法通行汽車。他和李葆華談定，同大家一起步行；隻向農民雇了三頭毛驢，馱載所帶的行李。他以56歲的高齡，走起路來毫不示弱，還和同行的人談笑自若。他對關心他的李葆華連聲答稱：“不累！不累！”“這點路程算不得什麼！”
1952年，傅作義到洞庭湖進行考察，工作剛告一段落，即趕赴漢口，乘船沿漢水而上，和工程技術人員研究了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規劃。接著，還同李葆華視察了淮河流域。
1953年，傅作義南下廣東，沿珠江流域作了考察。
1954年，傅作義想到天山雪水的利用和新疆的灌溉問題，便踏上了祖國大西北，看遍了那裏水利工程。他很注意做少數民族的工作，對維吾爾、哈薩克、俄羅斯等少數民族的風俗、民情加以調查，然後告訴水利部所屬人員，要尊重當地人民的生活習慣。他把了解到的當地人民在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問題，都向當地政府如實地提出，也誠懇地提出建議，供當地幹部參考。
1955年，傅作義把東北地區作為他工作的重點。就在那年夏天，鬆花江上洪水暴發，抗洪大軍中便出現了他水利部長的高大身軀。
1956年，傅作義踏上東南沿海各省，人們在樹有“一定把淮河治好”的旗杆下看到他，在梅山和佛子嶺的工地上看到他，在福建、江西等省水利建設工地上也看到過他。
1960年4月，傅作義去京郊密雲水庫視察，在白河大壩，車子無法往上開，他因有嚴重的心髒病，服了硝酸甘油後，仍堅持同大家徒步走了上去。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幹部、群眾生活受到影響，中共中央領導人示意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邀請傅作義及其家屬去廣東休養。傅作義表示感謝，但他說，如果隻是為了讓他去休養，他不想去；如果讓他去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共廣東省委、省人民政府隻好同意他去視察水利工程的要求。他到廣東後，先後視察了花縣水庫、新豐江水電站和新會、佛山、中山等縣、市的水利設施。每到一地，他總要看看當地的水庫、排灌站、小水電站和農田水利工程。每到一個水庫，他為了預防心髒病複發，都是先服硝酸甘油，然後便登上壩頂視察。這種帶病工作的精神，為當地幹部和群眾所稱道。
傅作義經常到水災嚴重的地方去視察，而且是及時地幫助解決問題。1963年8月初，華北地區驟降暴雨，海河水係出現了曆史上少有的洪峰，嚴重地威脅著天津市和津浦鐵路的安全。天津市、河北省有關地區的工人、農民、解放軍、學生等人民群眾，紛紛投入防洪搶險的行列。
當時，傅作義已年近古稀，而且是因為嚴重的心髒病複發出院不久，他不聽醫生的勸告，除了每天向防汛辦公室了解情況外，還要親自去天津看看實際情況，慰問防汛搶險大軍。水利部中共黨組考慮到他的健康和年事已高的實際情況，而且錢正英副部長已去過天津現場勘察，所以一再向他勸阻。可是，他最後還是親自去找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請求準許他去天津、河北防汛前線走一遭。周恩來勸說不成，才同意由劉瀾波副部長陪同前往。他到天津以後，即和當地防汛指揮部門研究工作部署，還去慰問了防汛第一線的工、農、兵、學生等人民群眾。他打著雨傘，在雨中巡視抗洪大壩，對安定民心，鼓舞抗洪士氣，起了一定的作用。當他看到搶險措施已經落實，戰勝洪水大有希望，才放心地回到北京。
傅作義深入基層，到工地去視察，不光看工程，還看工棚、食堂。他到農村視察時，都是廣泛征求意見，虛心聽取老農對農田水利工作的意見。他有時還到農民家裏去，了解群眾的生活情況。
傅作義走遍千山萬水，看到祖國的大好河山在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領導下，經過廣大人民的艱苦奮鬥，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江河流域修建起大量的水利工程，舊社會留下的水患，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製；航運、發電、灌溉都有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逐漸提高，他的心情十分激動。1960年，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題為“再進一步征服山河”的發言。他談到解放後中國水利電力事業迅速發展的情況後說：這些事實，“使我體會到黨的領導的偉大作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作用。”他還指出，社會主義製度較之以往的各種社會製度，是無比優越的。
傅作義平時常說：我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人，能夠親身參加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向工人學習，向農民學習，向工程技術人員學習，覺得非常幸運，非常興奮！
傅作義的生活一貫儉樸，這和中國農村儉樸的風尚有關，也和他父親勤儉持家對他的影響有關。他律己從嚴，也要求部屬不尚浮華奢侈。前邊已經說過，他1928年任天津警備司令時，曾對部下“約法三章”：不許吃喝嫖賭；不準敲詐勒索；不能貪贓枉法。他自己以身作則，清正廉潔，不煙、不酒、不嫖、不賭，幾十年如一日地過著儉樸生活。他在部隊時，穿的是黃布士兵服裝，腰裏紮著一條窄細的皮帶，和他初次見麵的人，決不會認為他就是聞名中外的將軍。隻是在他紅光滿麵，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器宇不凡的人物。因之，被人稱為“布衣將軍”。他也有過一身呢子軍服，那是準備去南京、重慶、西安等地參加國民黨高級將領會議時穿著的。
傅作義每餐的主食是晉南人愛吃的無堿饅頭，喝的是小米稀飯。早餐的副食是一碟鹹菜，一碟山西晉南、陝西關中人習以為常的紅辣椒麵，以及小碟中放著的幾節大蔥；午餐、晚餐的副食是青菜、豆腐，偶爾有一盤雞蛋和葷菜，那就是改善生活了。
傅作義在綏西後套時，外出或騎馬或騎自行車，雖然有一輛在五原戰役中繳獲的日本小汽車，但他並不乘坐。他去重慶、西安、蘭州開會時，乘的是大卡車，和司機並排坐在駕駛室裏，隨從參謀、秘書、副官和警衛人員就坐在卡車的車廂裏。抗戰勝利後，他也隻是乘坐軍用吉普車，有時還是親自駕駛。在他的辦公室裏，陳設極為簡單，沒有沙發、皮椅，隻有一張辦公桌、一個長方形的會議桌和幾把木椅。可是，室內窗明幾淨，清潔整齊。
傅作義治安從嚴，教育子女家屬也崇尚節儉。對孩子們用錢，他掌握得很嚴。他的大女兒傅冬菊在昆明西南聯大上學時，全靠她自己當小學教師掙些錢維持生活和購買學習用品。對於其他在外讀書的孩子，他也隻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他向他們說明，並不是他吝嗇，而是讓他們從小養成艱苦樸素勤奮上進的習慣。決不能高人一等，更不能仗勢欺人，要像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樣，不許有驕、嬌二氣。
傅作義從不重用親屬，在他部隊裏工作的一個弟弟和侄子，多年都得不到提拔。他的連襟於北方軍校畢業後分配到他的部隊裏，在百靈廟戰役時立有戰功，長期卻得不到重用。此人的同學和他一同分配到傅部，已經升任師長，他卻還是團級軍官。
解放後，共產黨、人民政府對傅作義待遇從優，但他依然過著勤儉的生活。平時仍是布衣、布鞋，飲食從簡。國家配給他的小汽車，他因公外出才乘坐，家屬決不能坐此車，他說：“車子是讓我工作時坐的！”按國家規定，像他這一級領導幹部，因公去外地，可以用鐵路上的“公務車”，可他從來不要。他說，他和他的隨行人員合用一間臥鋪包廂已經夠可以的了，又何必讓國家增加過多的開支？更何況會給鐵路運輸部門增加麻煩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指使“紅衛兵”造反，一些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人人自危不得安寧。周恩來總理關心一些愛國民主人士的安全，特別擔心患有嚴重疾病和心髒病的人會遭到不測，他親自安排一些人去醫院療養，也建議傅作義住院或去外地休養，這實際是一種保護性的措施。傅作義也理解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對他的關懷，但他認為，對他來說這並不必要，於是謝絕了。可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對他還是作了萬全的安排，進行了保護工作。這使傅作義比較順利地渡過了那場災難，他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感激得掉下了眼淚。
奔走呼號謀統一，功載史冊輝千秋
傅作義作為一個愛國民主人士，他念念不忘祖國的統一大業，盼望台灣早日回歸祖國的懷抱。他為此奔走呼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早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大會發言時，他就以誠懇嚴肅的態度，當眾檢討了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和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為敵的問題，他還說：“我既然發現了自己行為的錯誤，我就有過必改，敢於大膽地承認錯誤，立刻猛回頭遵從人民的意誌，實現北平和平，脫離反動派，走到人民方麵來。”“人民今天寬恕了我，毛主席的寬大政策，不惟不咎既往……還讓我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我真是既慚愧，又榮幸，更是無限興奮。”他還呼籲：有良心的、愛國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走到人民方麵來！
1956年2月3日下午，傅作義在第二屆全國政協二次會議上，又專就解放台灣問題作了發言。他說：“解放台灣是我們全國人民，包括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一項共同的神聖的任務。”他希望台灣軍政人員：
一、不要存幻想。
台灣目前的局麵，無論如何是不能持久的……
二、不要不服氣。
作為一個政黨，或者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承認事實。中國人民對於國民黨，不是沒有給它執政的機會，但它執政20多年，一無建樹，把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弄得民窮財盡，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另一方麵，中國共產黨解放全國大陸，才不過短短的幾年，許多過去想辦而不能辦到的好事，都辦起來了。他列舉新中國工農業生產、水利、交通等建設和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事例後說：“這些鐵的事實證明，舊的國民黨的政府是失敗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是勝利了，並且在繼續創造更大的勝利。對於這一偉大的曆史變革，人民已經作了結論，曆史已經作了結論，不服氣是沒有用的……”
三、革命事業，人人有份。革命大門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是敞開著的。共產黨、毛主席的政策是團結一切愛國的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過去，在解放戰爭期間是執行的這個政策，現在在對台灣的問題上，執行的還是這個政策，在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隻要他們願意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人民都是歡迎的。
接著，傅作義說：“百聞不如一見，如果台灣還有人不能完全相信我的話，還有什麼懷疑顧慮，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的，他們可以到大陸參觀、學習，我們還可建議政府，讓他們組織代表團，到全國各地來參觀訪問，和自己的親人家屬會見，參觀訪問完畢後，如果願意返回台灣，政府可以保證把他們安全送回去。”傅作義在發言的末了，希望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為完成偉大祖國的統一，做出應有的貢獻。
同年11月12日，傅作義參加了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紀念大會，並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他和周恩來、鄧小平、何香凝、郭沫若、程潛、張治中等領導人一起到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紀念堂致敬。那一天的《光明日報》上，還發表了他的《真正信仰孫中山先生的人，必須服從人民的願望》一文，呼籲台灣當局，用響應祖國統一的實際行動，紀念孫中山先生。
此後，在曆次政協會議，台灣“二二八”起義紀念會，以及其他有關場合，傅作義都發表講話或發表文章，號召台灣早日回歸，祖國早日統一。
1957年3月11日下午，傅作義在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三次會議上首先發言，他正告台灣軍政人員：“美國不可靠，反攻不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戰等不上，隻有和平商談是惟一正確的道路。”
1960年6月22日，傅作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永遠站在反美鬥爭的最前列》一文，呼籲一切有愛國心的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為解放台灣而共同努力。
1965年7月2日，原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潔女士，從美國輾轉回到祖國定居。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去機場歡迎，傅作義也前往歡迎。他還和夫人劉芸生女士於8月6日設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陳毅、羅瑞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蔡廷鍇和夫人羅西歐，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和夫人張曉梅等應邀作陪。席間，他和參加宴會者頻頻舉杯，歡迎和祝賀李宗仁夫婦返回祖國。
1972年2月21日，傅作義出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歡迎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和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的宴會。周恩來向客人特別介紹了傅作義先生。25日，尼克鬆舉行答謝宴會，傅作義應邀出席。當晚，傅作義致函尼克鬆，稱讚他謀求同中國關係正常化是明智的行動。同時，他也嚴正指出：美國欲謀求亞太地區及世界和平，必須同中國合作，而欲同中國合作，必須尊重中國的主權，放棄支持台灣國民黨政府製造“兩個中國”的錯誤政策。
1973年2月28日，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傅作義，抱病主持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26周年的座談會，他在會上再次呼籲台灣軍政界的故舊，為祖國的統一，從速進行商談，及時作出抉擇。他說：“當前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十分有利於我們祖國的統一……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又取得了一係列的新的重大成就。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指引下，我們在外交方麵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輝煌的勝利。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這也大大增加了在台灣的同胞的自豪感。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渴望了解祖國，心心向往祖國，希望能為統一祖國的事業做出貢獻。須知，中國的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撓破壞不了的。”
傅作義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100多年以來，我們國家遭蹂躪，民族受壓迫，人民受欺淩的日子，都一去複返了。中國人民真正地永遠地站起來了。台灣人、內地人――所有的中國人，無不揚眉吐氣，挺胸自豪。祖國的統一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為了統一祖國這一神聖事業，都是中國人嘛，為什麼不能商談呢？日本投降後，毛主席曾親自到重慶去和談。此刻正是統一祖國的好時機，大家一起來商談吧，越快越好。如果不能立刻正式商談，派些人來內地看看，探探親，訪訪友，公開也好，不公開也好。你們要相信政府一定會保守秘密和信用，保證來去自由和安全。”
為了解除從大陸到台灣去的軍政同事和舊友的顧慮，傅作義以自己解放前後的經曆現身說法，接著說道：“黨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現居台灣的同胞和海外各地華僑，為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實現骨肉團聚，希望都做出自己的貢獻。血濃於水，落葉歸根，七億同胞無不殷切期待，熱烈歡迎親人歸來。”
1974年2月28日晚，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灣同胞10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二二八”座談會。當時，傅作義已病重住院，不能親自出席會議。他委托全國政協常委董其武代他宣讀了書麵講話：
從我個人的曆史、個人的感情來說，我是希望能夠早日解放台灣的。解放台灣是包括台灣省人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至於采取什麼方式來解放台灣，那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人無權幹預。
在這裏，我願意大聲疾呼，提醒從大陸到台灣去的軍政人員。就是：今天台灣海峽已經不是解放台灣的障礙了，你們萬不可一誤再誤！
我今天講話的惟一願望，仍然是以殷切真誠的心意，盼望你們不要失掉時機，你們應該及時采取行動，讓我們共同努力來爭取早日解放台灣。
我是1895年出生的人，正是台灣被日本侵占的那一年。現居台灣的許多老人，都是在那前後出生的。這些人以及晚生一二十年的人，都受過外人的欺侮淩辱。你們罵我是降將，表示對我的話你們不屑於聽的。但我當時就認為，我做了一件正確的事。25年的曆史充分證明了，我做的確實是一件最正確的事。我現在仍然要勸說你們，你們今天聽不進去，但不久的將來就會聽進去的，會相信我的話的。當時的奮鬥目標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而在大陸解放僅僅20餘年的短暫時間裏，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已把一個貧窮落後，受人欺淩汙辱的舊中國，一變而為嶄新的、強大的新中國……台灣人是中國人，台灣和大陸同胞是骨肉兄弟。為什麼不能一塊來幹，為什麼不一起來分享光榮呢。
我無時不在懷念著由大陸到台灣去的舊日的朋友和同事們。不但懷念年老的、中青年的中下級人員，也懷念所有的由大陸到台灣的人們。你們要認真地看看大勢，看看世界的趨向，中國的趨向，台灣的歸宿。為什麼不做一個昂首闊步的中國人呢。
台灣有些舊日的同事死去了，他們有些是同我一塊抗過日的。我深深地悼念他們。這裏我特別表示對他們的遺族的懷念。
有很多從大陸去台灣的人寫詩向往祖國，如‘白首欲歸歸不得’這類詩句，是最能表現他們大多數人的心情的了。為什麼‘歸不得’呢？人是中國人，大陸是咱們的家，我們熱烈地歡迎你們早日歸來。
“讓我們一同在偉大的毛澤東的旗幟下，來完成我們偉大祖國的統一吧。”
病危遺言
1974年初，傅作義被確診患了癌症。他的侄子傅琬，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專程到北京探視。傅作義對傅琬懇切地說：“我一生經曆了無數艱險，早置生死於度外，但總想在活著的時候能夠看到祖國的統一。我雖然做了些應該做的工作，可畢竟沒有實現這一願望。我現在因為年老體弱，加上染病在身，事實上已不可能為台灣回歸、祖國統一盡更多的力量。你現在年富力強，又在部隊服務，你要努力工作，爭取為祖國統一做出應有的貢獻。”
傅作義病危時，還對他的夫人劉芸生表示，為他自己不能親眼看到台灣回歸祖國，同胞骨肉不得團圓而深感遺憾。他在病床上口述了對台講話，語重心長地對台灣軍政人員和友好故舊重申：“我無時不在懷念著由大陸到台灣的朋友和同事們。”“大陸是咱們的家，我們熱烈地歡迎你們早日歸來！”
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是中國人民神聖而偉大的事業。新中國建立後，傅作義為此夙願，作為20多年不懈的努力。他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還念念不忘祖國的統一大業。
流出最後一滴熱淚
傅作義於1949年1月率部在北平起義後，即受到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極大的關注。毛澤東曾多次請他到中南海談心，勉勵他前進、再前進，為人民繼續立功。周恩來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對他幫助、支持、鼓勵，而且在生活上給予親切關懷。每年春節，周恩來都是偕同夫人鄧穎超，把黨和人民的溫暖帶給傅家；即使在周恩來已患癌症時，亦然在1973年的春節，抱病前往傅作義的寓所，代表黨和政府給這位愛國人士拜年，使傅作義和他全家極為感動。
1974年年初，周恩來手術不久，身體還十分虛弱。他得悉傅作義患了癌症以後，仍以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去對傅作義進行安慰，鼓勵傅以最大的毅力戰勝病魔，爭取早日康複，繼續為祖國的建設事業，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做出更多的貢獻。據王克俊談：這對傅先生和我們一些故舊來說，都是很大的溫暖和鼓舞。
那一年的4月15日，已是陽春時節，可是北京的氣候仍是乍暖猶寒，周恩來拖著沉重的病軀，冒著風沙，趕往北京醫院去看望病危的傅作義。中國人民的好總理俯下身子，緊緊地握住傅作義的手，並且就他的耳邊誠摯深情地說：“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望你來了，毛主席說你對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在病床上靜臥著的傅作義，聽了這暖人肺腑的語言，望著麵容也消瘦了的周恩來，幹癟的雙眼閃現出激動的淚光，他顫動著嘴唇想說些什麼，可是已經沒有力氣用語言表達了。那天下午，在他身邊守候的傅夫人劉芸生和其他親屬，以及醫護人員，可以看出他內心很不平靜，人們意識到是在回憶往事，回憶他的戎馬生涯，回憶他走過的道路。
傅作義一生所走過的道路，確實是曲折的，可是他是一位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民族的將軍，所以當他跨入人民陣營後，便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信任。他從79年的人生曆程中得出的結論是：惟有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才是對他寄以厚望和真誠關懷的，也是值得他傾心信賴的。他多麼想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再貢獻一些力量啊，可是已經力不從心了。他麵對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毛主席去看望他的周恩來，流下最後一滴感激的熱淚。
1974年4月19日下午1點40分，傅作義的心髒停止了跳動，他在祖國首都與世長辭，享年79歲。
4月23日，傅作義這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董必武、宋慶齡、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郭沫若等送了花圈。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沈雁冰、許德珩等參加了追悼會。
這個隆重的追悼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抱病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致悼詞。
葉劍英在悼詞中，對於傅作義作了高度的評價：“傅作義先生1933年和1936年曾率部參加長城抗戰和綏遠抗戰。1937年參加抗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傅作義先生於1949年率部起義，對北平和綏遠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貢獻。20多年來，傅作義先生關心祖國的統一，盼望台灣省早日回歸祖國的懷抱，傅作義先生為解放我國的神聖領土台灣省的鬥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傅作義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已故國家領導人辟設的骨灰盒陳列室裏。從1984年清明節起，他的骨灰盒和朱德、董必武、彭德懷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骨灰盒排列在一起，供廣大人民群眾瞻仰。
傅作義功在史冊，中國人民會記住他的。
（摘自《傅作義傳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