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會兒，李炳泉走到周北峰身邊，輕聲說：“聶司令員就在東邊院子裏，他還沒睡，咱們再跟他談談吧！”於是，他倆一起來到了聶榮臻的屋裏。
聶榮臻邊讓他倆坐下邊說：“周將軍能代表傅作義來，我們很歡迎。談談看，傅先生對這次談判有誠意嗎？”
“他是看清了形勢，才叫我來的。來之前他一再叮囑我，主要看解放軍對和平解決的條件。”周北峰答道。
聶榮臻說：“條件很簡單，就是要求他停止抵抗。不過，你是單談北平的問題呢？還是傅統轄的全部力量和地區呢？”
周北峰說：“傅先生的意思很明確，讓我來談全麵的問題，包括平、津、塘、綏的一攬子和談。”
聶榮臻點點頭，又追問了一句：“傅先生是否還準備困獸猶鬥，用守涿州的辦法，在北平負隅頑抗？”
周北峰看出中共方麵對傅作義的和談誠意還不放心，所以又懇切地強調說：“他這次叫我出城商談，我看是誠心誠意的。和平解決是大勢所迫，人心所向，現在隻有走這條路了。”
周北峰停了片刻，接著說：“當然，在具體問題上還可能費些周折，這也是難免的。”
聶榮臻轉變話題問：“周將軍，傅先生最近的日子不太好過吧！”
“是的。”周北峰說，“由於解放軍在新保安、張家口、懷來殲滅了傅先生的三個軍，把他多年積蓄的力量基本給吃光了；再加上南京蔣介石方麵一再施加壓力，不斷指使軍統人員和嫡係部隊監視他，傅先生的日子確實不好過。正因為如此，他才下決心和你們解放軍和談，但同時也有不少顧慮，我們這次前來商談是希望談得比較具體點。”
聶榮臻這時看了看表說：“好吧，明天我們正式會談。時間不早了，請你早些休息吧！”深夜，繁星滿天，孟家樓沉浸在一片寧靜中。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平津前線總前委書記林彪正在和聶榮臻交談，研究著與傅方代表如何談判。他們分析認為，傅作義的和談辦法可謂一舉三得：放棄抵抗，保全了古都、工商業城市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可以討好人民；實行改編，不繳械，不失麵子，他和他的部下容易接受，而且給出路，可以討好部屬；讓出地盤，可以討好共產黨。這是取得多方滿意的好辦法，是傅作義和他的親信心腹苦費心機設計的。
夜，更深，更寂。他們連夜把與傅方代表周、張接觸的情況以及分析判斷意見，電告了西柏坡。
1月9日淩晨，中共中央軍委給林彪、聶榮臻發來電報，要求與傅方代表正式會談中注意運用策略，回答如下幾點：
一、平、津、塘、綏均應解決，但塘綏人民困難尚少，平津人民困難甚大，兩軍對峙，軍民糧食均有極大困難，故應迅速解決平津問題。
二、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麵可照傅方提議，傅方軍隊調出平津兩城，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開赴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根據人民解放軍的製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並由雙方代表三日內規定具體辦法，於1月12日下午1時開始實施。平津兩處辦理完畢後，即可照此辦法解決塘綏問題。
三、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平津報紙不隻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綱領中原來就有的，故不成問題。
上述幾項，估計傅作義對第二項是不能實行的。如果他能實行將軍隊開出城外，我們也有辦法將其繳械，故大膽答應傅方提議，表示仁至義盡，你們即應與周北峰討論實行此條的具體辦法，例如軍隊出城所取道路、駐地及其他事項，逼傅在12日開始實行，使張東蓀看了認為我們是寬宏大量，完全是為了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而出此。
另外，對於要傅開口子、扣軍官、實行裏應外合這一點，現在不要提，待攻克天津再說；如張東蓀不願久待，即可派車送他來中央所在地，並派人妥為照料。
1月9日上午10時，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劉亞樓等來到八裏莊，與周北峰、張東蓀進行正式談判。
林彪首先說：“張、周兩位先生，你們昨天和聶司令員談的，我們都知道了。今天我們談一下傅作義將軍的打算、要求和具體意見。”
張東蓀請周北峰談，周北峰說：“昨天夜間我已給傅先生打了電報，告知我們安全抵達薊縣，並與聶司令員見了麵，約定今天正式會談。傅先生的複電很簡單，隻有‘談後即報’四個字。”
林彪說：“那好吧，咱們今天會做初步的會談。你們這次來是隻談北平問題呢？還是傅將軍勢力範圍的所有地區都談呢？”
這個問題聶榮臻在昨天已問過了，林彪今天再次提出，說明它極為重要。周北峰像答複聶榮臻那樣，也對林彪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以平、津、塘、綏為中心的所有他的統轄區一起談。”
羅榮桓說：“那好，既然我們有了共同點，就請周先生電告傅將軍：平、津、塘、綏可以一起談。不過，希望他這次要下定決心。我們的意見是，對傅將軍的所有軍隊一律解放軍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區化。按照這一總的原則，首先解決平津問題，由傅將軍下令把部隊調出城外，在指定地點進行整編，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對於傅部的起義人員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新保安、張家口、懷來戰役中被俘軍官一律釋放；傅將軍的總部及他的高級幹部一律予以適當的安排。”
周北峰頭也不抬地作著記錄，他的筆尖挪得很快，顯然是擔心漏掉任何一點哪怕是不很重要的意見。
他停下筆，稍作思考後問：“諸位將軍，你們對傅先生本人的安排有什麼考慮？”
聶榮臻說：“隻要傅將軍放棄抵抗，下定決心走和平道路，我們會赦免他的，並會有妥善的安排。除此之外，別無出路。希望他早下決心，當機立斷。”
張東蓀聽後說：“首先解決平津問題，把國民黨守軍全部調出城外，開到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改編為解放軍，這個辦法好。我看傅先生是能接受的。”
會談到中午時結束。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劉亞樓與周北峰、張東蓀、李炳泉共進午餐。當日下午，周北峰把首次正式會談的情況，通過崔載之留在八裏莊的電台向傅作義作了彙報。傅複電表示，希望談得具體些，越具體越好。
第二次會談什麼時候開始？周北峰、張東蓀焦急地等待著。
窗外靜悄悄的。高而遠的夜空隻有幾顆淡淡的星星在眨巴著冷冷的眼睛。
第二天深夜，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劉亞樓來到周北峰、張東蓀的住所，進行第二次商談。
周北峰急不可待，一見麵就提到實質性問題：“關於軍隊解放軍化、地方解放區化的問題，怎麼搞法？傅先生希望談得具體些。”
林彪沒回答，卻反問道：“傅將軍有什麼具體意見和具體要求？”
周北峰沒有推辭，接著林彪的問話說：“我出城前與傅先生擬定了一個初步意見，請諸位將軍考慮。傅先生的意思基本是：軍隊以團為單位出城整編，不要用投降方式解決；對於新保安、張家口等作戰中被俘的人員一律釋放，不作戰俘對待；文職人員都吸收到新的單位繼續工作；軍隊、行政、文教等人員都予以安排，給予生活出路。”
林、羅、聶都在認真地聽，不時還在紙上寫些什麼。劉亞樓埋頭作著記錄。
“還有吧，說下去。”羅榮桓說。
“傅先生還說，他一貫主張政治民主、經濟平等、言論和信仰自由，北平的《平明日報》繼續出版發行。另外，他是追隨蔣介石做了些不利於國家不利於民族的事情。在他的帶領下，隨他工作的人員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錯誤甚至是罪惡。這一切都由他一個人承擔，對於他的所屬軍政人員的以往罪過，請不要再追究了。”周北峰繼續說道。
聽完周北峰陳述傅的意見後，羅榮桓說：“凡是你剛才所談的各地作戰被俘人員都可以一律釋放，並不追究他們以往的責任；凡願繼續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適當的工作；不願工作而要還鄉的人員都可以資遣並發給資遣費及證明書，令其還鄉，並囑咐地方政府對其還鄉後不予歧視；允許傅將軍把部隊改編為一個軍；他本人不但不作戰犯看待，還要在政治上給他一定的地位。”
周北峰滿意地點點頭，說：“我回去把你們的意見陳述給傅先生。我想，他一定會高興的。”
暫時休會。
1月11日上午十時，第三次會談又開始了。這次會談是在融洽的氣氛中進行的，雙方主要就有關傅部幾十萬軍隊和一些文職人員的安排情況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對前兩次會談記錄作了增刪和訂正。
全部談完後，林彪問張、周還有什麼意見。
張東蓀說：“我沒意見。”
周北峰說：“傅先生的希望與要求全部談了。”
林彪讓劉亞樓把幾次會談記錄整理一下，形成一個“紀要”，以便草簽。
午飯後，稍事休息，劉亞樓送來整理好的“會談紀要”一式兩份。雙方看後，都說沒有新的意見。於是，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依次簽字。
輪到傅方代表簽字時，張東蓀說：“我不簽了。周先生是傅先生的代表，由他簽字就行了。我是民盟成員，代表不了傅先生，隻能在中間當個調解人和見證人。而且，我近日便到石家莊去拜見毛澤東主席，不回北平城裏了。”這樣，周北峰在“紀要”上簽了字。
聶榮臻鄭重地對周北峰說：“所議各項你方務必在1月14日午夜前答複，這在‘附記’中有明確規定。今天是1月11日，還有四天時間，應該說夠用了吧？”
周北峰說：“好吧，我現在就返城，爭取早日答複你們。”
劉亞樓說：“你們回去的路上要小心。我們派人送你們到前沿陣地，過火線後的辦法與聯絡方法，請你們用電報詳細聯係吧！”他還再三囑咐周北峰：“文件一定要保存好，以免發生意外。最好把文件縫在衣服裏麵，千萬小心。”
周北峰立即給王克俊發去電報，說明會談已經結束，快安排回城的路線和辦法。
下午2時許，周北峰和張東蓀乘車離開八裏莊。當晚，周北峰住在清河鎮休息，張東蓀則回了燕京大學。
1月12日清晨，周北峰在幾個解放軍官兵的護送下，朝著德勝門方向走去。在距國民黨軍前沿陣地土城還有三四裏遠時，解放軍離去，周北峰回城。臨近中午時，周北峰回到自己家中。
他到家後，第1件事就是給王克俊打電話。他說：“王秘書長，我已平安返回，吃過午飯就到總部去。”
“那好！我馬上報告總司令。”王克俊興奮地說。
周北峰放下電話，洗了洗臉，正準備換衣吃飯時，電話鈴突然響了。
周北峰抓起電話，耳機裏傳來王克俊的聲音：“總司令請你立即來，午飯到這裏吃吧！衣服也不用換了，你的車有特別通行證，可以一直開到總司令辦公處。我們等著你，越快越好！”
周北峰來到中南海居仁堂。傅作義正在大客廳裏主持召開軍事會議，特地從會場出來見周北峰。
在傅作義的辦公室，周北峰彙報了幾句，傅作義就急切地問：“你來電不是說已簽了協定，有文件嗎？”
“不是什麼協定，是一個會談紀要。”周北峰邊說邊從內衣裏取出文件交給傅作義。傅作義先是看了看簽名，然後才從頭至尾地把“會談紀要”看了一遍。他什麼話也沒說，隻是唉聲歎氣。
周北峰理解總司令的心情，因為這是正式和談剛剛有了眉目時候的歎息。但是，他真擔心總司令在看紀要時把後麵那個很重要的附記說明給漏掉了。於是，他提醒說：“這個文件是我們談完後歸納整理的，最後一段附記中說所議各項務必於元月14日午夜前答複。”
傅作義還是一言不發，開始在屋裏踱起步來，低頭思考著什麼。
周北峰滿臉現出期待的表情，目光跟著傅作義的腳步移動，希望傅作義有個明確表態。
良久，傅作義終於說話了，但讓周北峰很失望。傅作義平靜地說：“你可以電告解放軍，你已安全回到北平。”
“那文件的事？”周北峰急忙問道。
傅作義明白，周北峰指的是答複解放軍期限的事。他停下腳步，抬起眼皮掃了掃桌上的文件，板著麵孔說：“過兩天再說吧！”
過兩天……周北峰感到很茫然。他不明白，總司令為什麼急著讓他出城談判，如今有了初步結果，反倒變得這樣冷漠。雖然說話了，但等於沒說，還是沒有個明確表態。他忽然感到這種環境和自己的上司變得那麼陌生和可怕了，在八裏莊時的良好感覺已煙消雲散。
傅作義又開他的會去了。
周北峰離開了居仁堂，他的心情像他的腳步一樣沉重。
為古都和平而奔走的人
五朝古都的北平，是一座有著3000多年曆史的名城。古跡林立，文物繁多，被譽為“人文薈萃之地”。全城擁有人口200多萬，是華北最大的城市，是全國第二大城市。
當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軍幾十萬大軍兵臨城下時，北平一下子成了世人普遍關注的焦點。
能不能和平解決北平問題，把這座古都完好地保存下來，已經被曆史的進程推到了人們麵前。
人心思和。讓千年古都北平免遭戰火塗炭！
共產黨人是這樣想的，采取了圍而不攻耐心等待的方針，充分運用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等方式。
傅作義等國民黨人也是這樣想的，隻是未下定決心，還有種種顧慮。
一些民主黨派組織和愛國人士也是這樣想的，進行和平活動，呼籲和平。
就連蔣介石恐怕也不是沒考慮過這個問題，盡管他另有企圖。
但是，北平能否走和平解放道路，古都能否完整無損地保存下來，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傅作義的態度如何。
善良的人們都在翹首望著傅作義將軍，盼著他早下決心，實現北平古都的和平移交。北平中共地下黨和眾多愛國人士直接做傅作義的工作，促進北平和談。他們不顧個人的安危，穿針引線，慷慨陳詞，耐心說服，奔走呼籲，在沒有硝煙的一線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貢獻，對促成傅作義下決心和平解決北平問題起了重要作用。
曆史會牢牢記住那些為古都和平而勞累奔走的人。他們的功績永載史冊！
1948年初，北平地下黨在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後改為華北局）城市工作部的直接組織和領導下，開始做傅作義的工作。根據中共中央和聶榮臻的指示精神，劉仁部長要北平地下黨通過各種關係去接近和影響傅作義周圍的人，爭取他們的合作，然後逐步地做說服傅作義走和談道路的工作。北平地下黨各工作委員會特別是學生工作委員會卓有成效地開展了這項工作，先後聯係到能向傅作義做工作的有曾延毅、劉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騰九、鄧寶珊、張東蓀等。這些人在不同時間甚至關鍵問題上都發揮了作用，促使了傅作義的轉變。
曾延毅和傅作義原是保定軍校的同學，與傅一起守過涿州，是患難之交。傅當天津警備司令時，曾任該市公安局局長。傅任35軍軍長時，曾是該軍副軍長。抗戰初期太原失守後，曾退出軍界，回到天津家中賦閑。他的女兒曾常寧在天津南開大學哲學係讀書，是中共地下黨員。
劉仁讓北平地下黨學委係統擔任軍事策反工作的王！與曾常寧聯係，先做她父親曾延毅的工作，然後再通過曾延毅做傅作義的工作。經過王！的一番努力，曾延毅答應了去北平見傅作義。但是，傅作義對曾延毅不信任，沒談上幾句就冷場了。這是因為，曾在太原失守時臨陣脫逃，傅作義對此很不滿。不過，曾畢竟知道傅作義的一些家底，知道傅作義能聽誰的話，他建議通過劉厚同去做傅的工作。
劉厚同年近七旬，與傅作義是老鄉，是曾延毅和傅作義的老師。作為辛亥革命的老前輩，他在人們心目中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劉是傅的智囊，多年來一直為傅出謀劃策。傅對劉很尊敬，也很信任，還能言聽計從。就是這位劉厚同，後來成了北平中共地下黨與傅作義接觸的重要媒介人物，也成了北平和談的橋梁式的角色。
劉厚同在北平地下黨學委會秘書長崔月犁、地下黨員杜任之和王！等動員下，同意到北平說服傅作義，但也表示這一工作很難做。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傅作義的曖昧態度和左右徘徊，使人們對他確實琢磨不透。盡管如此，劉厚同還是盡了最大努力做傅作義的工作。
他為北平和平勞累奔走，最後由於年邁辛苦，致使左目失明，對促使傅作義痛下決心起了重要作用，被人們稱譽為“和平老人”。
在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入關前，劉厚同就對傅說：“政治是軍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軍事能勝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敗，軍政人員腐化，蔣介石所作所為不得人心，因此失敗也是必然的了。”當傅對蔣不信任時，劉厚同和傅作義的看法很一致，準備發通電起義。當傅因嫡係部隊被殲、成為戰犯而悲痛欲絕的時候，劉厚同一再勸說傅作義，要他及早下定決心，並對傅講了商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曆史故事，啟示他堅決走和平解決問題的道路。
杜任之是教書人，傅作義的同鄉，中共地下黨員，也是民盟成員，公開身份為太原綏靖公署秘書，山西大學講師。他和傅作義有十多年的交往，傅的親信秘書兼政工處副處長閻又文、保健醫生兼惠民醫院院長杜敬之等都是杜任之介紹推薦的。杜敬之是杜任之的胞弟，1937年從日本留學回國到傅部工作。
1948年7月，杜任之從太原飛到北平，住進胞弟杜敬之家裏。他與傅作義見麵後，便開門見山地問：“我是因為共黨嫌疑在太原有被捕危險才來北平的。你這裏能不能讓我住下來？要能我就留下，要不能我馬上就走。”
傅作義說：“北平不是太原，像你們做大學教授的，誰也沒有不打招呼就到我的勢力範圍抓你們的權力。你住在敬之家就很安全。”
老朋友相見，自然要講幾句心裏話。
傅作義困惑地說：“近些日子我為北平城裏發生的事情很苦惱，學生遊行示威、請願，與軍警衝突，有的學生受了傷，社會輿論攻擊我，人們罵我，你看有什麼辦法？”
杜任之沉思片刻，直截了當地說：“可以找學生運動的領導人談談，在可能的條件下答應他們的要求，還可以通過召開大學教授座談會的辦法疏通情況和思想。”
傅作義是否準備采納這些建議，當時還看不出。
杜任之在北平安頓下來後，很快被傅作義安排在王捷三當院長的華北學院任教授兼政治係主任。他通過民盟負責人吳晗和關世雄找到了崔月犁，又通過杜敬之與劉厚同建立了交往。杜任之根據崔月犁的要求，積極勸導傅作義走和平道路。
1948年9月下旬，濟南解放後，杜任之想試探一下傅作義對時局的態度，便通過閻又文再次拜見傅作義。
寒暄之後，言歸正傳。傅作義喜歡朋友之間直來直去地談話。杜任之也從來不在傅作義麵前隱瞞自己，他說：“蔣介石寄希望美蘇爆發大戰的幻想該破滅了，宋美齡不久前到美國求援，美國朝野上下都以冷眼相待。解放軍打下濟南以後，已進入全麵奪取城市的階段。濟南的失陷，吳化文與解放軍合作起了很大作用。宜生兄，你對戰爭發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義緩緩說道：“蔣委員長幻想通過美蘇戰爭解決國內問題，宜生從不讚成。要扭轉戰局，必須以自己力量為基點，洋人是靠不住的。”
停了一會兒，傅作義繼續說：“吳化文的投降在濟南戰役中確實起了重要作用。但那是共產黨對他做了策反工作。濟南一城一地的得失，還不能決定戰局。東北除四平以外，各大城市都在國軍手裏。華北除石家莊外，大城市也都在國軍手裏，我現在就控製著整個華北的戰局！”
將軍說得很自信，甚至有點狂妄。杜任之的心涼了半截，看來與將軍硬扯和談之事還不是時機，便另找話題談了幾句就起身告辭。
傅作義送他到門口，杜握著傅的手說：“請留步，秋後再見！”
杜任之說這話是有意還是無意？
傅作義沒有細想，也沒有說話。
不過，真正到了秋後時戰爭形勢就逆著傅作義的估計發生了突變。傅作義變得判若兩人，苦悶憂鬱，經常發脾氣，閉門謝客。
1948年11月，北平地下黨學委會書記佘滌清根據聶榮臻和劉仁的指示精神，把傅冬菊從天津調到北平。
佘滌清找傅冬菊談話說：“現在戰爭形勢發展很快，看來你父親有接受和談的可能，我們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和平解放北平。請你把我們黨的意圖轉達給他。”
剛入黨不久的傅冬菊當即表示同意。當然，她知道這是非同尋常的任務，要經受各種考驗。“佘書記，請你談談我的具體任務都有哪些？”
佘滌清說：“你就和你父親一起住在中南海，要密切注意他的行動，不得發生問題，及時把了解的情況報告給黨組織。咱們每天都要通通氣，多多溝通。”
傅冬菊帶著組織對她的信賴和期望，住進了中南海，來到了父親身邊。她以父女之情使傅作義在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纏繞中，解除不少憂慮，獲得很多安慰。與此同時，把中共有關和平解決平津問題的指示轉達給傅作義，並勸說父親與共產黨和談，還將看到和聽到的事情及時地告訴佘滌清、崔月犁。
傅作義到後來思想鬥爭很激烈，有時唉聲歎氣，不吃不睡，發脾氣，咬牙簽、火柴頭，甚至想自殺。連這種情緒上的細微變化，北平地下黨和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都能通過傅冬菊及時掌握。經常出現這種情況：頭天晚上發生的事，次日一早就知道了；上午發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
聶榮臻在表揚北平地下黨的情報工作時說：“你們對傅作義的行動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了解對方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這對我軍作出正確的判斷，下定正確的決心，進行正確的部署，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鄧寶珊是傅作義的前輩，也是結拜兄弟。早年參加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是一個久負盛譽的國民黨宿將。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與傅作義、馬占山相識，關係甚密，並結拜為結義兄弟。1945年，傅是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馬是副司令長官，鄧是晉陝綏邊區總司令，三個人都在一個戰區。傅出任“華北剿總”總司令後，鄧是副總司令兼陝綏邊區總司令，長期駐守在綏遠的包頭以南和陝西的榆林一帶。
1948年12月底，傅作義在馬占山的建議與催促下，派專人專機把鄧寶珊接到北平，共商大計。
鄧寶珊到北平後，與傅作義接連幾個通宵討論時局的發展變化，慎重地研究了和平移交北平的各種問題。這時，中共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崔月犁與鄧寶珊取得了聯係，他們在南池子北口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家裏麵談了多次。
當崔月犁初次和鄧寶珊會麵時，鄧穿著一身國民黨軍士兵的灰色棉衣，一見麵就說：
“共產黨的政策我是了解的，我的女兒在延安學習過，我見過毛澤東主席，陝北電台的廣播我也經常聽。”
恰好崔月犁隨身帶著記錄陝北電台新聞的宣傳材料，便隨手送給鄧寶珊一份。他們談論了形勢，交流了看法。鄧對蔣介石必敗的認識是明確的，並說：“先把傅先生的事情辦完，再解決綏遠問題就好辦多了。”
崔說：“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勸他早下決心和談，不要再猶豫了。”
鄧說：“我會竭力勸傅先生棄暗投明的。這點請你放心。”
這是第一次見麵。
他們再次見麵時，天津已經被解放軍圍攻得岌岌可危了。北平呢，解放軍的大炮也可以打到市中心了。
鄧寶珊帶著懇求的口氣說：“你能不能通知你們軍隊先不要打炮，給我個時間再與傅先生深談一次。”
崔月犁說：“這個意見當然可以考慮。不過，依我之見，留給傅先生的時間不會長了，如果再不下決心，日後肯定會後悔的。”
分手前，鄧寶珊對崔月犁說：“近來軍統活動很厲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車送你一段路吧。”
第三次見麵是在1月12日。鄧寶珊高興地說：“傅先生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他的決心下了，心情也好了。我拉上他女兒冬菊，親近的人一塊吃了頓飯。三頭六麵，拍了板，我馬上就出城談判！”
傅作義由猶豫到下決心和共產黨合作，這一轉變是與鄧寶珊說服工作分不開的……
在中共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主張感召下，不少有正義感的人士都自覺地利用各種關係和機會，對傅作義進行勸解工作，為古都和平盡心盡力。
馬占山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黑龍江省政府主席，率部轉戰晉、綏、陝前線。他與傅作義、鄧寶珊的關係非同一般，是結拜兄弟。他是因病沒有赴任他的東北行營副總司令職務的，寓居在北平地安門油漆作一號。由於他的舊部在傅部中尚有約一個軍的兵力，還有慕新亞、欒樂山、劉化南擔任師長等要職，加之他本人不願傅部再跟著蔣介石鬧騰下去，所以對傅作義的命運尤為關切。
東北失守後，馬占山對傅作義說：“東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麼辦？”
傅作義不假思索地說：“打吧！還能把我怎麼樣？”
馬占山說：“我看你要不把林彪的部隊擋在灤河以東、古北口以外，一旦接近平津，你就非抓瞎不可。”
傅作義有些不耐煩地說：“大哥，叫你說我簡直沒有辦法了！”
馬占山說：“有辦法也好，沒辦法也好，我倆都是60歲的人啦，還能活幾個60歲？我看去他的吧！蔣介石消滅異己、壯大嫡係，永久也不會改變。不要因為你傅宜生一個人，而把千年古都、200萬的人民生命財產、文物古玩一齊砸爛，作一個曆史的罪人。我出個主意，你把寶珊老弟接來，你現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寶珊幫你分擔一點。他的主意多，看怎樣的辦法好？”
傅作義沒表態，隻是說：“你今天抱病前來，我很感動。”
直到12月底，傅作義在喪失精銳部隊後才意識到馬占山的話有道理，決定把鄧寶珊請到北平共商大計。
鄧寶珊到北平的當晚，馬占山以給鄧接風洗塵為名，在自己家裏備下酒席，約請傅作義作陪。他們兄弟幾個開懷暢飲，促膝談心，從曆史教訓談到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從抗日戰爭談到國共之戰，從兵臨城下談到走和平道路。此後，他們又多次交談，每次都談得很徹底。馬、鄧對促成傅作義下定最後決心與共產黨合作，有較大的推動作用。
蔣介石接到有關馬占山在北平搞和平活動的密報後，極為惱火，當即命令鄭介民派軍統人員，拿著他的親筆信請馬占山到南京“共商國事”，實際上想誘而殺之。馬占山對蔣介石的險惡用心早有防備，已躲藏在畫家陳半丁的家中。沒過幾天，又有曾在東北挺進軍政治部作過幹事的一對夫婦來到馬占山的住處。門衛見他們是馬司令的老部下，也都認識，所以就沒有阻攔。他們乘吉普車駛入院內，下車後直闖馬占山的臥室，想把馬綁架走，但也撲了個空。
隨著形勢的發展，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以保全古都文化古跡，已成為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與願望。
著名畫家徐悲鴻在傅作義召集的北平學者名流座談會上說：“北平是一座聞名於世界的文化古城，這裏有許多宏偉的古代建築。如故宮、天壇、頤和園等在世界建築寶庫中也是罕見的。為了保護我國優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壞，也為了保護北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免受損失，我希望傅作義將軍顧全大局，服從民意，使北平免於炮火摧毀。”
楊人梗教授慷慨陳詞：“內戰已經給人民造成很大災難，仗不能再打下去，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國三傑，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順從民意，采取和平行動，我作為一個曆史學者，對此義舉，一定要大書特書，寫入曆史篇章。”
康有為的女兒康同壁，雖已年逾花甲，但仍為古都奔走呼籲，她說：“北平是座世界共仰的文化古城，有人類最珍貴的文物古跡，這是無價之寶，絕不能毀於兵燹。”
……
傅作義的周圍悄然地出現了一張大網，一張很密的網。由北平中共地下黨和社會各界人士織成的這張網，不是要把傅作義牽向深淵，而是引向光明。
當然，傅作義不是不知道這張網會把自己拽向何處，也不是不知道再打下去的後果。但是，黎明前還有一段黑暗的路程。
傅作義還是憂鬱痛苦，顧慮重重。起碼對1948年末甚至1949年1月中旬的傅作義來說，是這樣的。
但是，中國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是容不得傅作義在這種猶豫中徘徊下去的。當1月11日，他的談判代表在孟家樓與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指揮官林彪、羅榮桓等的談判有了初步結果後，亟待他作出答複和響應時，他反倒變得冷漠了。這種冷漠、這種猶豫使他不能不付出沉重的代價。
回答這種冷漠的，是天津前線人民解放軍毫不含糊的炮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