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90年代大饑荒
1991年，人們對80年代非洲的那場大饑荒尚記憶猶新，一場新的大饑荒又以驚人的速度在非洲大陸肆虐開來，大約有100至300萬非洲饑民瀕臨饑餓與死亡的絕境。據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現在非洲至少需要120萬噸的糧食扶助方能渡過難關。糧食危機在撤哈拉以南的國家尤令人擔憂，其中蘇丹、埃塞俄比亞、安哥拉、利比裏亞、莫桑比克和索馬裏處境岌岌可危。
嚴重的幹旱使蘇丹大部分地區的農作物絕產絕收。80年代遭受旱災重創的埃塞俄比亞，此時處境更加艱難，狹小的難民救濟所中擁擠著成千上萬的饑民，他們苦苦等待著為數不多的救濟糧，更多的饑民則是拖著孱弱的身軀，踏上了尋找糧食的艱難之路。除了受幹旱的襲擊外，一些地區還同時遭受蝗蟲和甲蟲的襲擊，肆虐的害蟲把所剩無幾的莊稼吃了個精光。索馬裏的情況更糟，本來旱災已經鬧得民不聊生，連年不斷的內戰，使得救災工作更是無法正常進行。
1992年，非洲大陸仍然烈日炎炎，旱情不減。每年年底本是非洲大陸南部地區的雨季，可是1992年底卻是晴空萬裏，不見一絲雲彩。即使老天爺眷顧人間下了幾場雨，仍改變不了糧食絕產的處境，甚至連城鎮居民的飲水也成了大問題。旱災從南到北，受災人口增加到了1.15億，其中3000萬人瀕臨饑渴死亡的邊緣。
此次旱災最慘的國家有津巴布韋、南非、莫桑比克、讚比亞等。津巴布韋素來享有“南部非洲糧倉”的美稱，80年代非洲大幹旱期間，津巴布韋還有能力支援非洲兄弟國家；而到了90年代，持續幹旱的不斷摧殘使津巴布韋也陷於了“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境地。
1992年，津巴布韋糧食收成總量隻等於上年的三分之一，僅玉米一項就需要進口一百五十多萬噸。穆加貝總統悲痛地宣布旱災已成“國災”，災情遍布全國各地，累及百業，災民450萬，幾乎占了總人口的一半。
1876年中國大饑荒
1877年一場特大旱災降臨中國華北大地。此次大旱的特點是：時間長、範圍廣、後果異常嚴重。從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續了整整四年；受災地區有山西、河南、陝西、直隸(今河北)、山東等北方五省，並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和川北等地區。大旱使農產絕收，田園荒蕪，餓殍載途，白骨盈野，餓死的人竟達一千萬以上。由於這次大旱以1877年和1878年兩年為主，而這兩年的陰曆幹支紀年屬丁醜、戊寅、所以學界稱之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為嚴重，又稱“晉豫奇荒”、“晉豫大饑”。
這場大旱災於光緒元年(1875年)拉開序幕。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區先後呈現出幹旱的預兆，京師和直隸地區在仲春時節便顯示了災情發生的跡象，一直持續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與此同時，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都在這年秋後相繼出現嚴重旱情。
1877年（光緒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區再次遭到更嚴重的旱災，很多地方又出現蝗、雹、疫等災情。這次大災荒延續到1878年，直隸等一部分地區拖到了1879年。據不完全統計，僅山西、河南、直隸、山東四省，1876年就有181個縣受災，1877年為274個縣，1878年達285個縣。
這次自然災害中，最嚴重的要數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的旱災，其次是湖北、安徽等一部分地區的水旱災害和廣東、福建的水災，而南方其他地區和長城以北卻獲得了較好收成。在這連續三年的大災荒裏，受到天災嚴重襲擊的饑民達二億，已占到當時全國人口的半數（當時清朝人口據估計在四億左右）。死亡於饑荒和疫病者數量在一千萬左右，從重災區逃荒外地的人數達到二千萬以上。僅山西一省一千六百萬居民中，死亡五百萬人，還有幾百萬人口逃荒或被販賣到外地。
中國古代史書中，對較大災荒總是有“餓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裏”、“活人相食”的描繪。“丁戊奇荒”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製度和腐敗反動的清王朝統治下，災情更為嚴重，災區一片淒慘景象。
以京師及河北地區為例，兩省都因旱情加重而導致收成減半。旱災引發蝗災，天津以北各地，蝗蟲遮天蔽日，瞬間殘存的莊稼已被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間，又因陰雨連綿，大清河、滹沱河、瀦龍河、南運河、漳河、衛河同時泛濫，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災的土地又遭水淹。這一年，直隸省遭受水、旱、風、雹的地區達63個州縣。
這一年，據史書記載：“山東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區有一段時間略遭水災外，絕大部分地區均遭旱災，全省收成不到往年的三成。持續不斷的災害，痛苦似乎看不到盡頭。
經過連續兩年的大旱之後，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災情在丁醜年(1877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狀態。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議中說：“赤地千有餘裏，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奇災，古所未見。”
毀滅性的旱災，使山西農村長時間大麵積減產甚至絕收。連續兩年的饑荒，農戶蓄藏一空，愈來愈多的災民被推向死亡的邊緣。饑餓難當的災民為了“苟延一息之殘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麵為食”，或“掘觀音白泥以充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