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山西的文化名人，大名鼎鼎的傅山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傅山（1607—1684），山西陽曲（今太原市）人。這位明末清初中國最著名的思想家、藝術家，精通諸子百家和佛道之學，兼工詩文、書畫、金石，對醫學、藥膳也有頗深造詣，以傅山、鼎臣、竹青、青主、朱衣道人署名，在山西留下了大量墨跡。明朝滅亡後，傅山隱居不出，自稱居士、道人。清初開設博學鴻詞科，傅山稱疾拒薦；邑令奉命登門促駕，以死相爭。朝廷特旨授予中書舍人，傅山托病辭歸。這位生長於三晉大地的文化名人，由於他的博學多才和“不事清朝”特立獨行的氣節，讓世人仰目。
山西票號是近代中國金融史上的一大創舉，關於山西票號的創立，曆來有三種說法：一為明末清初說。由於經濟的發展，商號演化為具有銀行性質的票號；二為嘉慶、道光說。清朝中期，平遙商人雷履泰取得東家李大全的同意，將設在天津的西裕成顏料行改組為日升昌票號，成為山西票號的鼻祖；三為清初建票號說。相傳明末大順農民政權在北京遭清軍的圍困，李自成迫不得已從京城出逃，途經山西時遺留下大量白銀，山西人得到顧炎武和傅山兩位當世名賢的相助，一些商家就此創立了票號。流傳極廣的《清稗類鈔》記載：“相傳明季李自成擼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其號中規則極嚴，為顧炎武所訂，遵行不廢，遂稱雄於商界二百餘年。”近代思想界的泰鬥梁啟超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講：“相傳山西票號由亭林（顧炎武）創辦，一切組織規則，皆其手定。後人率循之，遂成二百餘年金融中心。此事不見前賢所作傳，未知確否？”而近代文化人張一麟先生的《五十年來國事叢談》中講：“自成挾金以遁，金重馬喑，沿途瘞之……遂遺之山西農夫……青主先生為山右名人，亭林先生為光複巨子，因之口授方略，創為票號規製。一旦有事，則足以操縱全國之金融。此中作用，不問可知。其事深密，世莫能詳。”幾則有關的筆錄，將傅山與山西票號聯係在一起。雖說沒有更翔實的史料證實傅山與山西富商的交往，但傅山與名流學子們始終保持著一定聯係，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人都先後到山西探訪傅山先生，所以傳說傅山與顧亭林訂立山西票號的規製，也不是空穴來風。
傅山是明末清初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傅山書法被世人視為珍寶，傅山的言論亦為世人所重。祁縣元豐玖票號的大財東孫郅，他的先人得到李自成遺留的金銀致富，家藏傅山的真跡一幅：“讀書是學人分內事，析得一疑，闡得一幽，與後進作眼目，則誠有功。專欲指謫前輩之陋則非矣。況疑義不二，後複有所析闡，則我亦在陋中耶，戒之！”傅山認為，學問的目的不是與人一爭高下，而在於釋疑解難，增加見識。傅山對輕視財物、禁滅人欲的傳統觀念也提出尖銳批評：“何以聚人？曰財。自然貧士難乎有群矣。家國亦然。故諱言財者，自是一教化頭骨相耳。”反映了傅山對於讀書求名和經商得利的非常見識，也是傅山與其他讀書人有根本區別的地方。
祁縣的渠家大院，是一處非常講究文化品位的宅第，在渠家的五進院裏，至今保留著傅山的真跡匾額“稍可軒”。渠源潮五進院的石雕欄杆是第一進院落，為渠家待客之廳院，此院的正房枋額上懸掛著一塊桃木荷葉匾，上書“若虛齋”三字，也出自傅山之手。渠家的三晉源票號舊址，位於祁縣城內的財神廟街，占地500多平方米，房屋20間，門道上端高懸的匾額，北麵是“鳶飛魚躍”，據說也是傅山手書。祁縣喬家大院，傅山手書“丹楓閣”匾額高高懸掛在統樓上。喬家大院裏木板雕邊黑底金字的由傅山書寫的《文昌帝君陰騭文》，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傅山書法，蒼勁渾穆，豪邁不羈，瀟灑奇逸，氣象岩岩，正是他博大宏深的學養和光明峻潔人格的真實寫照。“勿挾私仇，勿營小利，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婦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譽，勿破人之婚姻，勿倚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這“十勿”對今人古人都有很好的教育和勸誡功用，由名冠三晉的傅山先生書寫，教化功能無疑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