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後，“崇洋”之風盛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經曆了一次大的變革。在社會新思潮的衝擊下，有些人認為接受不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是鑒別維新與守舊的主要標誌。在山西的深宅大院裏，也同樣經曆了這場變革帶來的一些變化，雖說不是主流，卻也給沉悶的老宅院裏帶來了一線輕鬆。年輕的一代人剪辮子，放天足，出洋留學，著中山裝，穿學生服，富有的宅院人最早享受了現代物質文明的成果，如汽車、電燈、電話，等等。
祁縣喬家的喬映霞，他當家的時候，正值辛亥革命爆發，早年傾心康有為、後來追尋孫中山的喬映霞，在祁縣率先剪去了長辮子，又率先脫去了長馬褂，穿上了中山裝，他被當地人稱為“洋大少”，可見其當年不俗的追新舉動。車輞常氏一族，辦學最為得力，光緒三十二年（1906），創辦了榆次篤初學堂，第二年易名為常氏中學堂。宅院名人常讚春還在常家一條街上，開設了常氏女子學堂。祁縣富商渠本翹也在當地創辦了女子學堂，都屬開地方風氣先河的善舉。常家的後人，在辛亥革命前後，也曾留學歐美，喬家也有人追逐風氣之先，跨出國門。喬映霞的兒子喬健，1929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回到喬家堡後，這位喜歡運動的青年人，在村子裏修建了一個籃球場，他是想玩什麼就能玩好什麼的人！喜歡溜冰，就讓人把村西的一塊地平整成運動場，寒冷的冬季裏，讓傭人從井裏取水澆場，一個溜冰場就建成了。像喬健這類的追逐新潮的宅院子弟，也不在少數。
清末時，隨著洋建築特別是教堂和教會醫院、學校在內地的大量興起，老宅院也對現有的一些建築設施進行了改造。喬映霞對喬家的廁所、廚房就進行了一些比較科學衛生的改造。喬映奎在民國十年（1921）擴建新院時，將窗戶式樣大膽革新，注重采光效果，窗戶選用了大格子的玻璃窗，窗戶上的裝飾開始依照西式建築改進；而且窗欞、門楣上的彩繪圖案和內容，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將冒煙的整列火車繪製在立欄之間，火車駛過的橋梁用幾根樹杆支撐。畫麵雖說有些幼稚，工藝也不算精細，然而這是喬家人對新時尚的渴望和追求，是現代工業文明在老宅院裏的體現。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先傳入中國的大型交通工具和交通設施是輪船和鐵路。大致說來，西式馬車、人力車、腳踏車是在19世紀末期傳入中國的；汽車、電車一類的機動交通車輛，則是在20世紀初出現在中國的。1901年，匈牙利人李恩時首次把兩輛汽車輸入上海，轟動一時。1920年，太穀曹家人得風氣之先，從天津購買了美式汽車一輛，這輛汽車帶給封閉的山西一種新的消費觀念和時尚。抗戰初期曹家的汽車被日本兵搶劫。
祁縣喬家堡的在中堂，在20世紀20年代初分家析產，得到1/6家產的喬映璜，於1927年從天津購得一輛黑色轎車，並且帶回一個會開車的師傅，為祁縣城裏新添一景。近代中國名家梁實秋先生寫過一篇《關於〈胡適的汽車〉》的雜文，提及胡適先生以車代步的時間，大概在民國十九年（1930）胡適做北大文學院院長的時候，轎車是美國的福特牌，樣子也很古老。也就是說，喬家擁有汽車的時間，與學貫中西、聲名卓著的胡適先生幾乎是在同時。當時的中國，汽車是絕對的奢侈消費，隻有少數的名公巨卿、豪門大賈可以享用。喬映璜會享受，也喜出風頭，不管有事沒事，常常坐上汽車去祁縣城裏轉上一圈，風光一番。不過，當時山西的許多道路並不適合汽車的行駛，一般隻能在縣城裏玩玩，正如前麵美國人羅斯對山西道路狀況的描述，坑窪不平的狹窄公路難以適應機械化交通工具的使用，然而，喬家後人對現代生活模式的向往追逐，通過購買汽車這類的生活瑣事，讓人們略知一二。在喬家宅院裏，展出了喬家當年購買的德國生產的鐵皮火爐一個，還有產自英國的一對沙發，那是宅院人對舒適生活的一種追求。
1923年，曹家在封閉的三多堂裏安裝了一台美國製造的32馬力發電機，時價1萬塊銀元，日發電量為1500—1800瓦。1929年停用，1938年曹家送給了當地的抗日政府。1931年三多堂又安裝了手搖幹電池電話機一部，購進德、美、日製造的照相機4部。曹家在享受現代科技給生活帶來的便捷方麵，算是能夠領先一步了。在曹家大院的展室，有數代曹家人的畫像，最早一代，是明代衣冠；接下來是馬褂箭袖的清代服飾；最末一代，已經是西裝革履的現代裝束了。在這些富裕的大戶人家裏，著西裝、穿旗袍都是很平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