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之家比一都之郡，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西漢）司馬遷《史記》
1912年10月30日的晚上，清風徐徐，星光閃爍。北京德昌飯店高朋滿座，觥籌交錯，這是以榆次車輞常氏大德玉為首的山西22家票號財東們在此舉辦的一次盛宴，山西富商們熱烈歡迎在日本居住多年的維新運動領袖梁啟超回國。精英薈萃，氣氛融洽，能與梁啟超這樣的中國思想界巨子交往，無疑讓京城的山西商人感到榮幸和自豪。這位畢生從事改革和文化事業的顛沛流離之人，對山西商人在中國商貿金融領域的成就給予充分肯定，他感慨地說：“我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我國商業能力，常常無辭答對，惟獨對有長久曆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的山西商人，我常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山西之所以在明清的五個世紀能以“海內最富”為人稱道，與當年居住在深宅大院裏的人們生生不息的業商奮鬥經曆是分不開的。正是在山西的這些宅院裏，經營有方、聚財有道的商人們，運籌宅院之中，決勝千裏萬裏之外，他們是一代甚至是幾代無愧於子孫、無愧於鄉親們的商戰英雄。
勤勉敬業，勇猛進取。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清初康熙年間（1662—1722），隨著蒙漢貿易禁令的解除，祁縣人的生意做到了口外歸綏一帶，不少人在長途貿易中成了腰纏萬貫的富商。祁縣喬家始祖喬貴發就是這樣的人物。喬貴發早年父母雙亡，家中一貧如洗，乾隆年間（1736—1795）喬貴發隻身勇闖口外，以自己的勤勞勇敢和敬業進取，在包頭一帶苦幹30餘年，先是為一家商行拉駱駝謀生，待有些積蓄，開起了豆腐坊。喬貴發踏踏實實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誠實經營有道，童叟不欺，生意不斷擴展，從豆腐坊到經營客棧和貨棧，經營範圍從綢緞布匹到米麵糧油、生活用品，應有盡有。喬貴發的“複盛公”商號從包頭起步，不斷發展，開設了典當業、估衣鋪、錢鋪等等，擴大“複”字商號的經營，從“複盛公”到“複盛西”、“複盛全”、“複盛協”、“複盛錦”、“複盛興”，進而開始操縱一些行業，並且把商業經營活動延伸到了平津地區和東北三省。光緒七年（1881），喬家創辦了大德恒票號，光緒十年（1884）創辦了大德通票號，成為聞名全國的商業資本家。
太穀曹家的發跡史也別有味道。曹家先人曹晉卿，是曹氏由太原遷往太穀的第一人，以務農為主，還經營些砂鍋、豆腐、豆芽一類的小本買賣。曹家祠堂裏，供奉著扁擔、磨盤，就是告誡後人永遠銘記祖先創業的艱難。到了清初，曹家的曹三喜勇敢地前往關東，做些小本經營，漸漸在當地立足。又經過了兩三代人的拚搏，財源滾滾來，家產至萬貫。晉商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賺到了大錢，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能夠不畏艱辛，貿通有無，長途販運，追逐貨利，曹家也不例外。為了做大生意，曹家的幾大商號如“礪金德”、“三晉川”、“彩霞蔚”，紛紛出資，在張家口、赤峰、天津、濟南、徐州、庫倫、恰克圖等地開設商號，組織起規模較大的船隊、駝幫，跨出家門，跨出國門，開始與俄、日、朝等鄰邊國家進行貿易。為了經銷茶葉，曹家從福建、浙江、湖南買進茶葉，就地進行加工包裝，由天津等地發散，運送到庫倫、莫斯科、倫敦等歐洲的一些城市，輸出茶葉，購進毛毯、呢絨等生活用品，在遠距離的對外貿易中，曹家賺取了足額利潤。據一些曾經在曹家商號做過夥計去過蒙古、俄國的老商客們回憶說：曹家的商隊來往於千裏萬裏外的沙漠、草原、高山、險穀之間，隨行者生活中的艱辛，常人難以想象。遙遠的路途，幹燥的沙漠，寂寞的曠野，餓了就在駝背上啃幾口幹糧；渴了就地喝幾口涼水，有時甚至連涼水也喝不上；困了就地入睡，或躺在牛車裏。沿途經過的地方，白天或許在驕陽炙烤之下，晚上露宿又要飽受淒風苦寒的侵襲。在這種惡劣環境中長年累月的奔波，必須有超常的吃苦精神和創業精神，也需要相當的體力、智力做後盾和支撐。
像喬家、曹家這樣的可以修建得起豪門大宅的幾十上百家的山西明清富室人家，大都有著一部凝聚著先人血汗的發家史。在各個商號裏，對於勤勉的具體條規或許不相同，然而，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行為端莊，對人恭敬，手腳要勤，言語要少，答話要響亮，辦事要嚴謹，等等類似的規矩是相同的。清人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積蓄有資，始歸納婦。”頗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古風。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少時習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常對人講：大丈夫如何能不立功名於世！於是遊曆四方，懋遷居積，廣積財物至巨萬金。當年前往包頭要經過“不是丟錢財，就是刀砍頭”的殺虎口，但頑強進取的山西商人毫不退縮，離別家鄉，離別妻兒，開辟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穿越長城，縱貫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亞，又達歐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國際商路，在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創建了赫赫輝煌。明清兩代幾百年間，山西商人長途販運，萬裏行賈，這種“貿遷四方”的精神正是山西商人重商敬業的最好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