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師在大多數的家庭裏很受尊敬，隻要得到家族長輩的認可，全家人都要待之如上賓。一位曾經做過太穀大戶人家塾師的人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曆：到太穀的富商之家後，食宿由東家供給，隨行的兒子與東家少爺一起讀書，先生不必支出食宿費用。平時在館的一日三餐，由先生親自吩咐，書童備辦。這位塾師就是晉源人劉大鵬。劉大鵬的經曆，與我們在山西大宅院裏聽來的一個個尊師重教的故事沒有兩樣。
喬家從前由家族中的長者任教，後來喬致庸蓋起在中堂後，就在大宅子裏新建一處書房院，聘請了祁縣塔寺村的劉奮熙來家裏執教。劉奮熙出生在一個重教的殷實之家，宦海數載，難如人願，於是乞休回鄉，設帳授徒，一麵藉以自給，謀生度日，一麵筆耕不輟，傾心著述，最終成為三晉一代名儒。喬家書院裏，有一棵生長了二百多年的老樹上掛著“讀書滋味長”和“百年樹人”匾額，勉勵先生，啟迪後人。書房院正房靠後牆處的兩側，有對稱的兩盤炕火，一盤供先生休息，一盤供弟子坐讀。火炕有火道供暖，即便是在冬季，師生都可免受寒冷之苦。中間的堂屋，供奉著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還有一幅滿族王公端方書寫的對聯：“敏德以為行上，本立而可道生。”當年喬家興盛時，塾師的年薪頗為豐厚，每位教師平日有兩位書童侍候，夥食與堂主人等同。逢年過節，東家設宴款待塾師，家中賓朋滿座，塾師坐在正席。塾師回家用轎車接送，東家必送至大門之外，殷盼著先生早日歸來。在中堂主如此尊師重教，就是要在子孫心目中樹立教師的尊嚴和威望，要讓教師懷感恩戴德之心，誠心誠意地教書授課，化育子孫。這些富貴人家之所以對先生有如此的隆遇，目的還在於他們始終標榜的那種“光前裕後”的家族文化心理。喬家在喬映霞主持家業後，改變了過去隻讀“四書”、“五經”的啟蒙教學方式，開設數理化和英語課程，新聘各科教師，在喬家任過教的就有清末秀才李光啟、山西大學畢業的數理教師常星三等人。而且喬家的年輕媳婦也開始在家裏的書院讀書，因此喬家在民國時期，子弟大多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喬家後人散居國外的至今還有多人。
榆次車輞常氏更以重教育人著稱於時。9世常萬達的八十壽序裏稱：“翁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幹濟才，方弱冠，遂棄製舉，業掭計。然術事無巨細，便能摒棄區劃，悉合機宜，為老成輩所器重。中年懋遷有無，閱曆而諳練益精，一切運籌帷幄，克壯其猷，家業日隆。”常萬玘的八十壽序也稱：“翁未弱冠，讀書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計甚切，母獨命學陶朱術，翁因順誌北上，據先人遺資，經營二十載，家遂豐盈。”10世常懷愉的八十壽序稱：“今初而課讀，穎異非常；長而經商，辛苦備至。至於寄跡廛市，更有可法者。櫛風沐雨，以煉精神；握算持籌，以廣智略。其深藏若虛也，有良賈風……持義如崇山，杖信如介石，雖古之陶朱不讓焉。”從這幾人的八十壽序看出，他們都有早年苦讀的經曆，成年後或隨父兄外出貿易，或難違母命而長途貿遷，家業不斷壯大。常氏家族發跡後，家族的文化特征更加明顯，博得“世兼儒賈”的美名。據《常氏家乘》載：12世常炳仿柳少師書，常佶雙鉤字時稱無雙，常懌工山水畫及虎、馬、蝴蝶等小品，常憬工歐陽體，常惺善詩。13世常維梁楷工柳少師書；常立德既富藏書，且研究考訂之學，晚學顏魯公書；常立愛藏書甚多，研讀史學、理學；常立屏喜歡研讀史學，善書顏體字法；常立方也是一位擅長史學研究的人，為清代副榜舉人。常氏子弟在文化領域取得的業績令人稱羨。13世常立教，光緒十一年（1885）中舉，參加了康有為等人發起的維新運動的序幕“公車上書”；14世常麟書，光緒十七年（1891）舉人，由光緒的師傅翁同和推薦，入國子監南學深造長達七年之久，後考中了進士。
在培養子弟的同時，常家對地方上的教育事業也非常熱心。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書院，知縣贈匾“崇文尚義”。光緒五年（1879）因捐助山西官商局刻書，山西巡撫曾國荃贈“義關風雅”匾。光緒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14世常讚春以藏書捐贈榆次學堂，山西巡撫恩壽贈匾“士誦清芬”。清鹹豐至光緒的半個世紀裏，常家開辦過17所私塾，開創了山西家族辦學最多的記錄。光緒二十九年（1903）創辦的篤初小學堂，是山西最早的新式小學。光緒三十二年（1906）創辦了私立中學兼高等和初等小學堂，是山西創辦最早的幾所中學之一。光緒三十年（1904）秋，開辦了“知恥女學堂”，這是山西最早的女子學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