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家族聘請先生課讀子弟是清代風氣。在山西忻州人王錫綸的《怡青堂文集》中，有一篇題為《館僮說》的雜記，其中提到：道光丁未（1847年），應邀去文水縣的麻家堡教私塾，麻氏為當地富家，麻氏兄弟各聘一師，王錫綸與清源張某應聘，兩館間隔一牆，分室而教，同門而異院。麻氏富室，築堡寨合族而居，麻氏兄弟同住一堡，卻分門別院，延聘塾師，也是一家一師，兩位受聘的先生，雖說同處一門，卻又分院而居，分室而教。這是當時山西大多數巨室富家的普遍做法。盡管他們共為一姓，同住一堡，卻又分院而居。像靜升王家的紅門堡，就是許多同宗不同族的人們共同居住之所。在他們這個堡子裏，雖說同是王姓，卻還要分成許多支脈，每家通常都有一處書房，供家人誦讀。高家崖的一處書院，頗具特色，門框為精心製作的四塊青石浮雕歲寒三友圖：青石雕成的竹子取意於竹到青雲更虛心和年年高、節節高的期盼，門框上部是喜鵲登梅，下部為壽石盤根，取“門前千竿竹，家藏萬卷書”的風雅，構思巧妙，造型奇特，堪稱山西宅院的精品。書院的墀頭磚雕有一路連科（圖案為一隻鷺鷥，荷莖荷葉）、麒麟吐玉書等，家族對後人科考仕進、青雲直上的期盼盡在其中。
籠統說山西人重商不重教並不符合曆史事實。中國的科舉製度創立以後，規定從童子試到考取進士的殿試，參加考試者必須具備府州縣學的正式學籍，而商家子弟在明代以前沒有學籍，不能參加舉業，商人子弟多少年多少代子承父業，一條道走到黑。明朝初期還規定：生員學籍分為儒、官、民、軍、醫、匠，分別流品，在本郡或本府應試，而不得試於他郡。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局麵開始改變。據嘉慶《兩淮鹽法誌》載：萬曆中，揚州定商、灶籍，鹽商子弟因有商籍，可在兩淮就地應試。商人子弟取得學籍參加科考，首先從山西、陝西商人開始。雖說政府給西商子弟的學額不多，但已經突破了商家子弟不得入仕的陳規。清初康熙年間（1662—1722），巡鹽禦史李煦根據徽商的請求，上奏清朝廷，為徽州商人子弟爭取到學籍。山西、陝西商家子弟取得學籍最早，恰恰說明西商對子弟由賈而儒、由儒而宦的願望比較迫切，不過，明清時期許多山西人棄儒經商也是事實，讀書人終於有些明白，寒窗苦讀、科舉高中、加官晉爵、封妻蔭子的人生果然理想，但這樣的人生空間過於狹窄，“讀書個個營公卿，幾人能向金階走”，所以轉而營商，置身店肆坊間。
太穀曹氏發跡之後，就非常重視子弟的教育。曹家建起了書房院，延聘當地名師，塾師每年的酬金都在百兩以上。與當時山西一些書院的費用進行類比，山西同治四年（1865）建成的太原崇修書院，每年的可用資金是1000兩；乾隆年間（1736—1795）修建的平陽書院，每年的費用是572兩；太原縣桐封書院的前身——道光五年（1825）興辦的晉泉書院，每年的費用則是250兩銀；而曹家給塾師先生的傭金就有百兩之多，可見曹家的財大氣粗以及重視教育的程度。重教的目的最初或許隻是為了後代知詩書，習禮儀，孝敬父母，繼承祖業。在課讀的科目設置上，將“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作為入學童子的啟蒙識字課本，以後加《小學》《顏氏家訓》《孝經》《幼學瓊林》和《朱子治家格言》等讀物。到十四五歲時，曹家人還要攻讀《商業尺牘》和《管子·輕重》類實用書籍，特別是曹家自編的蒙漢常用詞語識字課本，為家族子弟必學課本，主要是為成年後與蒙人做買賣更方便一些。同時曹家還特別注重對書法、珠算一類應時科目的學習。重視書法和珠算，也是山西商家的共同特點。珠算與傳統的詩書辭章之學大相徑庭，曹家人不會浪費精力進行無謂投資，不將人力放在空泛的詩書上麵，由此才創造了幾百年的輝煌業績。到了鹹豐、同治以後，曹家聘請一些隱退的官員到曹家教書，學習內容增加了孔孟倫理、經書和策論詩賦。曹培德（1853—1909），是曹家文化人的代表，他曾經捐官至直隸候補知府，由於從小的教育和個人興趣，曹培德精六法，嗜填詞，工詩文，著有《木石庵詩合刻》《木石庵文集》《木石庵隨筆》《傅文貞（傅山）先生年譜》等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著。曹家的“錦”字商號，也由曹培德一手創辦，如錦泰豐、錦生潤、錦豐煥、錦豐典、錦泉彙、錦泉湧、錦元懋、錦隆德、錦泰亨等，都是聲譽極佳的商鋪。曹培德的一首《偶成》，可以說是晚年內心思想的真實表白：“我與世無求，世於我何有。結屋四五間，種菜二三畝。架滿聖賢書，門少吏胥扣。此中有真樂，人反笑株守。哪知天涯客，終歲徒奔走。我豈無所欣，動恐得其咎。君不見古之豪傑推韓彭，事成難保為功狗。又不見粟裏隱者陶淵明，至今猶賡先生柳。我生幸際太平時，但願日日醉飲黃花酒。”曹培德晚年不屑周旋於世故，舒適的生活使他感到厭倦，進而趨向過恬淡的田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