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沁水的柳氏堡寨裏，有幾通石刻碑記鑲嵌在院子的牆壁間，既有文化裝點的功用，也有開啟後人讀書明理的作用。柳府門樓的東西兩側影壁，刻著“忠”、“孝”兩個大字，橫額是“恪守先業”。明代理學家王陽明《大丈夫處世格言》也被柳家人嵌入了牆壁間：“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有而欺窮困。”提倡族中人培養孝悌、謙恭、友善、寬容的品格。書法家方元煥所書《封建四倫箴語》的教化作用也不可低估。沁水柳氏重視封建時代父子箴、夫婦箴、兄弟箴、朋友箴的說教，遵循其中“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兄須愛其弟，弟須敬其兄，勿以纖毫利，傷其骨肉情”一類的訓導，形成一個良好的家庭氛圍，孝順父母，友愛弟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無疑對子孫後代能夠起到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勿謀人之財產，勿妨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未有和樂而禎祥不來者，亦未有乖戾而禍殃不應者”，這些庭院裏的訓條，在今天依然散發著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巨大魅力。柳家一塊“堂構攸昭”的匾額，指的是彪炳祖宗遺業，光耀家業門庭，讓人聯想到安徽歙縣呈坎村的羅氏祠堂，那裏懸掛著被稱為中國第一大匾的“彝倫攸敘”四個字。雖說遠隔幾千裏，兩塊匾額傳播的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必須遵守的理念。前追古人，後對來者，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追撫先輩足跡，光大家業門庭。
祁縣在中堂堂主喬致庸，把自己寫好的對聯刻在了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喬家後人，要自尊自強自立，名也求利也求，但要求助於自身，不可貪圖安逸，坐享其成。喬致庸時常對子孫講：“氣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滿招損，謙受益，是聖人的一貫教誨，平心靜氣，戒浮戒燥，從容應對，知行合一，無疑是一種人生的福氣。不論是刻在門廊屋室間的楹聯、匾額，還是家族先人的言傳身教，都對後人有一定的影響和潛移默化的作用。
20世紀的初期，新舊社會交替動蕩，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接管了在中堂家業，他製定了一套非常嚴格的家規家訓：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虐仆，四不準賭博，五不準冶遊，六不準酗酒等。這是家規，也是紀律，任何人不得違反。比如說吸食毒品，許多富室因為煙毒之害而家破人亡，喬家卻因及早防範，避免了此種厄運。喬家人吸毒的隻有“映”字輩的喬映南，不過此時在中堂已分家析產，喬映南揮霍掉的隻是他個人名下的產業。再比如納妾，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夫權製度下男性的一大特權，然而喬家為了避免嫡庶子女間的不平等帶來的弊病，避免家庭內部的紛爭，使家族產業積累得也更多一些，嚴格遵循不納妾這一條家規。不準冶遊這一條，限製喬家子弟追求感官刺激或貪圖安逸享受。在喬家人看來，冶遊與閉門養性的修身之道南轅北轍，他們認定隻有讀書才可明事理，成大事。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清規戒律的束縛，喬家人代代謹記祖訓，所以曆二百年不衰，民國以後，喬家培養了不少有真才實學的大學生，還有碩士、博士，卻基本上沒有官員。喬家的家族文化流傳著這樣一種觀念：經商需要結交官府，這是萬不得已的事，但為官之道過於深奧，為官之途過於險惡，遠不如經商踏實，也不如經商實惠。
皇城相府的鬥築居，刻著陳昌言撰寫的銘文，被視為垂訓後人、保家保產之至理：“鬥築拮據，二十餘年。創之不易，守須萬全。陰雨叵測，侮餘耽耽。牖戶綢繆，日夕謹焉。徙薪曲突，明燭幾先，勿謂一星。勢成燎原。疏渠補漏，夏秋更專。勿謂一隙，蟻穴滔天。曝曬蔬果，登屋相沿。最損瓦舍，切戒勿然。僻茲一隅，水繞山環。鷦鷯一枝，茅屋數椽。風雨可恃，俯仰托全。修齊敦睦，追本溯源。和氣致祥，家室綿延。世守而勿替，惟我子孫之賢。”其中既有對家園的珍愛之情，也不乏做人的道理，貫穿著修身齊家、敦睦友鄰以及“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一類的實用哲學和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