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一個燈泡需要多少人？你可能以為這是一個腦筋急轉彎，不是！這個問題聽起來有點可笑，安一個燈泡還能需要幾個人？一個人也就夠了，這還用問嗎？
其實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假設兒子一個人在家，燈泡忽然壞了，他找一個燈泡安上也就得了，問題自然很簡單。問題是燈泡壞了的時候常常不是兒子一個人在家，這樣問題就複雜得多了。
如果燈泡壞了的時候媽媽和兒子同時在家，那麼安一個燈泡就需要兩個人。兒子在椅子上安燈泡，媽媽在下麵扶椅子。如果燈泡壞了的時候，恰好爸爸媽媽和兒子同時在家，那麼兒子在上麵安燈泡，媽媽在下麵扶椅子，爸爸在邊上給兒子遞燈泡，安一個燈泡需要三個人。如果燈泡壞了的時候，爸爸媽媽和兒子、女兒同時在家，那麼兒子在上麵安燈泡，媽媽在下麵扶椅子，爸爸在邊上給兒子遞燈泡，女兒在後麵點燃一顆蠟燭為哥哥照亮，安一個燈泡需要四個人。如果燈泡壞了的時候，爸爸媽媽和大兒子、小兒子、女兒同時在家，那麼大兒子在上麵安燈泡，媽媽在下麵扶椅子，爸爸在邊上給大兒子遞燈泡，女兒在後麵點燃一顆蠟燭為哥哥照亮，小兒子在遠處指揮，安一個燈泡需要五個人。如果燈泡壞了的時候，爸爸媽媽和大兒子、小兒子、女兒以及孫子同時在家，那麼大兒子在上麵安燈泡，媽媽在下麵扶椅子，爸爸在邊上給大兒子遞燈泡，女兒在後麵點燃一顆蠟燭為哥哥照亮，小兒子在遠處指揮，孫子則在桌子上拿一個筆和一個本作安裝記錄，安一個燈泡需要六個人。如果燈泡壞了的時候，爸爸媽媽和大兒子、小兒子、女兒以及孫子、孫女同時在家，那麼大兒子在上麵安燈泡，媽媽在下麵扶椅子，爸爸在邊上給大兒子遞燈泡，女兒在後麵點燃一顆蠟燭為哥哥照亮，小兒子在遠處指揮，孫子則在桌子上拿一個筆和一個本作安裝記錄，孫女在桌子的另一邊寫詩，歌頌這個團結一致的歡樂場麵，安一個燈泡需要七個人。如果燈泡壞了的時候，爸爸媽媽和大兒子、小兒子、女兒以及孫子、孫女還有外孫子同時在家，那麼大兒子在上麵安燈泡，媽媽在下麵扶椅子，爸爸在邊上給大兒子遞燈泡，女兒在後麵點燃一顆蠟燭為哥哥照亮，小兒子在遠處指揮，孫子則在桌子上拿一個筆和一個本作安裝記錄，孫女在桌子的另一邊寫詩，歌頌這個團結一致的歡樂場麵，外孫子在門口拍照，安一個燈泡需要八個人……此外還有拉電閘的、按開關的……
如果繼續寫下去的話，恐怕再有十個八個的人也都能派上用場，這是一個沒有止境的結果。
燈泡安好了，新的問題又來了。由於燈泡是公共物品，所以誰也不關心它的費用，家裏常常出現長明燈的現象，電費居高不下，怎麼辦？為了體現節約的原則，作為一家之長的爸爸組織召開了家庭會議，大家選大兒子負責燈泡的開關管理，當月的費用馬上降下來了。但是新的問題又來了，大家紛紛對大兒子有意見，認為他不公平，他兒子寫作業和他老婆上廁所的時候他就允許開燈，別人有事的時候他就百般找借口不許開燈，每次為了開燈還要給他買糖、買煙……後來爸爸為此又組織了無數次家庭會議，為此專門設置了監督員，負責監督開關管理人員，開關管理人員也開始由18歲以上的家庭成員之間輪流，還選舉了家庭電燈電費管理小組，同時根據家庭的實際情況製定了用燈管理製度，製定了每月電費控製指標……總算將這件事情搞定了。
家庭的管理是國家管理的一個縮影。在封建社會裏，天下是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就是家，家就是國，治家就是治國。從這個道理上來看，治家和治國是相通的。
市場經濟社會裏的很多事情有時候就像上邊講的那個安燈泡的故事一樣。
政府是國家的管理者，是市場經濟社會裏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者，它就相當於那個故事裏麵的“電燈電費管理小組”，國家製定的各項法律就相當於故事裏麵的“用燈管理製度”……按道理說，國家管理機構應該是越精簡越好，越精簡效率越高，管理費用越低，也就意味著全社會的交易成本越低。但是，問題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由於每一個社會中的人都是經濟人，他們都想謀求自己的利益，所以政府中的工作人員作為一個“吃皇糧”的階層，旱澇保收，每一個人都想晉身到這個階層中來，就仿佛安裝一個燈泡，有多少人都會派上用場。而且，國家的管理者由於更容易接近社會公有的財富，他們就有為自己謀求更多利益的機會，機會主義者就會利用這些機會，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作出有利自己的選擇，就像故事裏麵的“大兒子”。為了提高效率，就應該精簡機構，減少冗員；為了體現公平原則，避免管理者私自占有公有財富，就需要監督和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