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電影學院是張藝謀生命中一次至關重要的機遇，也是他人生的根本轉折點。
那是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開始文革後的第一次招生，張藝謀的心一下子熱起來，他知道期盼多年的機遇已經來臨。但他也意識到，政審可能再次成為他的劫數。可畢竟這是千載難逢的一次機會，他一定要親自試一試。
張藝謀爭取到了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機會，帶著自己精心挑選的攝影作品，找到了電影學院的招生辦公室。他的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優秀的藝術素養令老師們大加讚賞，但是，學校規定招生的最高年齡是22歲，而張藝謀當時已經27歲了。製度無情，首先是年齡一項就把張藝謀阻擋在門外，張藝謀雖然多方奔走，終無結果。
張藝謀失望至極，但仍未絕望，他聽從一位深諳世事和中共黨史的朋友的建議，給素昧平生的當時的文化部長黃鎮寫一封言詞懇切的信，還附帶了幾張能代表自己攝影水平的作品。
最終，信輾轉到了黃部長手中，頗通藝術的部長認為張藝謀人才難得，遂寫信給電影學院，並派秘書前往遊說，終於使電影學院破格錄取了張藝謀。而且，最使張藝謀感到幸運的是，他竟然莫名其妙地逃過了政審和文化考核這兩大難關。
然而，好事多磨。在張藝謀讀完二年級的時候，校方以他年齡太大為由要求他離校。而此時力薦張藝謀的黃部長已經離位。向誰去求助呢？張藝謀意識到，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不能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伯樂身上。自己已進入而立之年，更應該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所謂命運，無非就是機會和抓住機會的能力。他硬著頭皮給校領導寫了一封態度誠懇的“決心書”，強烈地表達了自己要求繼續讀書的願望。再加上愛才的老師多說好話，校方終於同意讓他繼續上學。在以後的三年中，張藝謀的攝影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
畢業分配，張藝謀又一次陷入困境。盡管他在學校時年年成績優秀，年年被評為“三好生”、“優等生”，而且他的妻子在陝西工作，但沒有任何門路可求的張藝謀仍被分配到遠在南寧的廣西電影製片廠。命運是不公平的，但張藝謀卻並未因此而沉淪。
廣西電影製片廠地處邊陲，廠小人少、設備差、技術力量薄弱。但是這裏也人才匱乏，因此對於像張藝謀這樣的正牌大學生來說，也很容易脫穎而出。
很快廠裏就給了張藝謀一班人一次拍片機會，而這一機會在其他大的製片廠可能要等上好幾年。一個精明強幹的攝製組組成了，導演是張軍釗，美工是何群，張藝謀和蕭風則擔任攝影。這一幫年輕人，心中充滿“反叛”的激情，他們要用迥異於前輩的電影語言，來宣告他們的個性、思想、尊嚴和價值。他們取材於著名詩人郭小川的一首敘事詩，演繹成電影《一個和八個》，結果獲得巨大的藝術成功，頗受專家、學者的好評。這部電影開創了中國當代電影史的一個新篇章，成為第5代電影人崛起的標誌。該片被評為1984年“中國電影優秀攝影獎”。
張藝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來源於他對電影藝術的誠摯熱愛和忘我投入。正如傳記作家王斌所說的那樣：“超常的智慧和敏捷固然是張藝謀成功的主要因素，但驚人的勤奮與刻苦也是他成功的重要條件。”
拍《紅高粱》的時候，為了表現劇情的氛圍，他能帶人親自去種出一塊一百多畝的高梁地；為了“顛橋”一場戲中轎夫們顛著轎子踏得山道塵土飛揚的鏡頭，張藝謀硬是讓大卡車拉來十幾車黃土，用篩子篩細了，撒在路上；在拍《菊豆》中楊金山溺死大染池一戲時，為了給攝影機找一個最好的角度，更是為了照顧演員的身體，張藝謀自告奮勇地跳進染池充當“替身”，一次不行再來一次，直到攝影師滿意為止。
1986年，攝影師出身的張藝謀被吳天明點將出任《老井》一片的男主角。沒有任何表演經驗的張藝謀接到任務，二話沒說，下農村了。
他剃光了頭，穿上大腰褲，露出了光脊背，就吃住在太行山一個偏僻、貧窮的山村。每天他與老鄉一起上山幹活，一起下溝擔水。為了使皮膚粗糙、黝黑，他每天中午光著膀子在烈日下暴曬。為了使雙手變得粗糙，每次攝製組開會，他不坐板凳，而是學著農民的樣子蹲在地上，用沙土搓揉手背。為了電影中的兩個短鏡頭，他打豬食槽子連打了兩個月。為了影片中那不足一分鍾的背石鏡頭，張藝謀實實在在地背了兩個月的石板，一天3塊，每塊150斤。
在拍攝過程中，張藝謀為了達到逼真的視覺效果，真跌真打，主動受罪。在拍“舍身護井”時，他真跳，摔得渾身酸疼；在拍“村落械鬥”時，他真打，打得鼻青臉腫。更有甚者，在拍旺泉和巧英在井下那場戲時，為了找到垂死前那種奄奄一息的感覺，他硬是三天半滴水未沾，粒米未進，連滾帶爬拍完了全部鏡頭。
張藝謀因此而榮獲第2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中國第11屆百花獎最佳男主角獎，第8屆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獎。
張藝謀用他的經曆啟迪我們：如果你能傾生命之全部能量於事業之一點，那麼你必須然能得到一個成功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