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要求的僅僅是我們不被摧毀。”阿薩·坎德勒請求政客們說。他向政客們解釋說，公司不可能讓瓶裝商負擔這個稅，因為他們簽訂的是固定價格合同；瓶裝商和冷飲櫃店主的提價也不會超過慣常的5美分，否則會引發公眾的抗議。簡單來說，在阿薩·坎德勒看來，政府堅持這樣做的話軟飲料行業將會被傷害，政府隻會得到的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稅收。
最終，參議員們還是通過了這項征收10%的稅法。但一點也不奇怪的是，軟飲料行業仍然存活了下來，可口可樂公司讓瓶裝公司支付了部分稅金，瓶裝公司也不願獨自承擔費用，於是瓶裝商又把稅賦轉嫁到瓶裝廠身上，從而引起了相互間巨大的不滿。麵臨坎德勒家族和瓶裝公司要求保持5美分零售價不變的強大壓力，許多瓶裝商認為這簡直是商業自殺，於是紛紛向批發商要高價，最後導致零售價漲了6美分或7美分。一位瓶裝商寫道：“今年我必須賺錢，否則我的處境堪憂。我購置製冰機花了3000美元，買卡車用了60000美元，還有去年的所得稅6000美元未付。”
無可奈何之下，其他瓶裝商為了延續糖漿的供應，隻好采用糖的類似替代品，比如玉米糖漿、蜂蜜糖和糖精等。1918年11月戰爭結束後，可口可樂公司自豪地向公眾吹噓說：“我們的飲料，成分沒有改變，質量沒有降低，濃度沒有稀釋，可口可樂從戰爭開始到結束一直保持不變。”但是這很顯然是在歪曲事實。
一戰之後的1919年注定是可口可樂公司特別興旺的一年。“那些回國的士兵會很饑渴，”一位瓶裝商預言說，“他們會記起當年最合心意的東西是什麼。”可口可樂糖漿的需求量迅速超出了供應能力。在2月12日的董事會上，霍華德·坎德勒建議在北大街購買一塊地，建造一座新型的生產工廠，包括一幢辦公大樓、廠房、製桶廠和糖加工廠，總共耗資近85萬美元。
這個新工廠計劃其實是他們自信心持續膨脹的結果。兩周後的2月24日，上訴法庭引證“不清白的手”說法，裁定J。C。梅菲爾德勝訴。這個判決表示，因為可口可樂中曾經含有“致命的藥物可卡因”，所以它根本沒有權利可言，此外，飲料中的大部分咖啡因都來自茶樹葉，而不是可樂果。因此，法庭認為，可口可樂公司涉嫌“阻止法院提供任何法律救助的做法是一種欺騙、造假、愚弄和不道德的行為”。正如一位作家在《全國瓶裝商公報》上指出的那樣：“在這種裁決下，不管仿冒者有多麼大膽，可口可樂公司都不能徹底防禦他們。”他還補充說，這把公司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甚至可能是“毀滅性”的境地。可口可樂公司立刻把克格案上訴到最高法院，但對審判結果依然毫無把握，因為三年前正是這家法院在大小桶案中裁決可口可樂公司敗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