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阿薩·坎德勒和可口可樂公司其他的人都警覺到了這場純淨食品運動的來臨，大家都有不祥的預兆。薩姆·多布斯頑皮地稱那些擁護者是“純淨食品怪人”，約翰·坎德勒則抱怨他們是“被誤導的狂熱分子”。在州這一層麵，可口可樂公司從新世紀開始就一直在和對它不利的立法作鬥爭，並呼籲當地瓶裝商聲援它，共同來否決幾乎在南方各州都有的征稅法案或禁售令。然而，約翰·坎德勒法官清楚地知道一定形式的國家立法是不可避免和違背的。盡管他在1902年被任命為佐治亞州最高法院法官，他仍然把自己接近一半的時間奉獻給了可口可樂公司的法律事務。當純淨食品運動升級後，這位法官意識到可口可樂公司需要一位全職律師。衡量了利弊得失之後，他於1906年1月辭去了最高法院法官的職務，來全心全意為可口可樂公司服務。政治嗅覺一貫靈敏的約翰·坎德勒使他的哥哥阿薩確信即將實施的《純淨食品和藥品法案》實際上會給公司帶來好處的，支持該法案會讓可口可樂顯得道德高尚，同時也和“劣質”的專利藥品劃清界限。除此之外，這部法案還有利於鞏固可口可樂的地位，很可能把那些含有可卡因的仿冒品趕出市場。
於是，1906年春約翰·坎德勒到華盛頓，表示同意通過《純淨食品和藥品法案》。該法案一生效，公司馬上刻意發布一則廣告，宣稱可口可樂絕對純淨而且有益於健康，是了不起的全國禁酒飲料。1906年末的一則廣告寬慰地這樣開頭“仿佛夏天一陣清新的微風，它幫助消化，味道純正，給你繼續工作的熱情，讓你享受休閑的愜意。本產品由《純淨食品和藥品法案》擔保。”可口可樂冷飲料銷售員用這個新方案恐嚇那些稀釋和仿冒可口可樂的業主，並威脅說他們會把樣品寄給純淨食品委員會。
這個法案的通過也迫使可口可樂公司改變配方，去除了瓶裝和冷飲櫃台糖漿中的糖精，因為大家都知道威利博士反對使用糖精，認為它是一種摻雜物。至於添加人造甜味劑的確切時間和原因隻能靠推測，但這極可能發生在阿薩同本傑明·托馬斯協商之後，托馬斯以人造甜味劑更加便宜而且能作為防腐劑為由說服了阿薩。因為改變配方後成本增加，阿薩·坎德勒試圖把每加侖瓶裝飲料的價格提高10美分，但是托馬斯堅決反對提價，並拿出了當初簽訂的固定價格合同，兩人最終妥協，達成了每加侖漲價2美分的協議。為了避免引起大家的注意，可口可樂公司沒有公開宣布改動了配方，但這事很快就傳開了。在堪薩斯州的恩波裏亞，威廉·懷特報道說：“這種飲料的大多數飲用者認為，新產品不如老產品好喝，但是冷飲櫃台前仍然擠滿了老主顧。”
幾個月過去後，似乎一切都進展順利。但是1907年初，阿薩·坎德勒拿起一份報紙，看到了這樣一則新聞標題：“威利博士著手調查冷飲櫃台出售的‘麻醉藥’。”很顯然，威利博士說的“麻醉藥”指的就是可口可樂。他說，盡管生產商聲稱剔除了可卡因，可口可樂的咖啡因含量仍然需要調查。1907年2月25日，阿薩寫信給威利，抱怨他的聲明會對飲料的銷量產生“嚴重的壞影響”，並提醒威利一個“清楚的事實”，那就是：可口可樂是一種無害的、不含酒精的飲料。“不含一點可卡因或任何有毒藥物”，他強調並補充說，一份這種軟飲料的咖啡因含量隻相當於一小杯茶。“比起進口使用的茶和咖啡，反對以飲用可口可樂的方式消費咖啡因顯然缺乏更多的理由，”阿薩·坎德勒最後總結道，“因此，我們無比尊敬地懇請您，認可我們投入了所有精力、理所應當受到讚賞的這項事業。”
阿薩·坎德勒自己認為，這麼做就能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沒什麼，是可以諒解的，但是他錯了，他並不了解哈維·威利的想法。在許多方麵，阿薩和威利有著相似的背景。兩人都受正統派基督教的熏陶，有著堅定的宗教信仰，而且都是在戰前的農場長大成人的。在印第安納州長大的威利回憶說，那時候必須嚴守主日，連釣魚都被視為“罪大惡極”。阿薩希望當一名醫師，後來卻轉向了製藥業；威利確實獲得了醫學學位，但從來沒有當過醫生，反而成為了化學家。然而，他們最大的相似點在於，對自己所尊重的事業的正義性和正確性持有近乎狂熱的信念。威利認真地秉承父親的教誨：“隻要你確信自己是對的，就要堅持到底。”
威利和阿薩在其他一些方麵幾乎都恰恰相反。威利是北方人，他的父親經常為他大聲朗讀馬克·吐溫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還把家充當做“地下鐵路組織”的後勤站。威利在謝爾曼的軍隊中服役，但是親身經曆的戰鬥並不多。從外形上看，阿薩和其他大多數人與威利相比都成了矮子：威利身體結實，身高1.83米。一位記者描述他時說，“哈維·威利身材高大魁梧，一個大腦袋穩固地擺在一副堅定有力的肩膀上。”他“敏銳的眼光”會讓對方失去勇氣。但與阿薩·坎德勒不同的是，威利十分幽默，他博覽群書，能從生活中尋找有益於健康的樂趣。然而當威利站在純淨食品講壇上大發雷霆時，往日的幽默感即刻蕩然無存。由於他的穿著和風度，他總是被人誤以為是牧師，因此他還得到了“威利神父”的外號。事實上，雖然他自稱是不可知論者，但兒時所有的宗教訓誡都被他引入到工作中了。他的崇拜者稱他是一位“純潔的傳教士”，他的批評家把他叫做“狂熱分子”，某位曆史學家客觀地形容他是一名“信奉正統派基督教的化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