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功成設樂，治定製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宏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遊文翰，不識智之源。然則質蘊吳竿，非筈羽不美；性懷辨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藝，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鑒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唯學乎？此文術也。斯二者，遞為國用。
——李世民 《帝範》
白話
國家安定之後，就應該製禮作樂來規範教化。製禮作樂、宣風教化，應以儒家思想為本。導引習俗，沒有比用文術更好的了；宣揚政策，訓誨人民，沒有比學校教育更好的了。原因在於依靠文術，可以弘揚道德；憑借學習，能夠光顯身名。不靠近深溪，就不會知道地有多厚；不認真學習，就無法明白智慧的源泉。吳地的竹竿雖然端直質勁，堪作良箭。但如果不把它放在弓弦上，就不能顯出其獨特的功用。有的人盡管天資聰慧，善辨有識，但不經過學習積累日後也無法成大氣候。因此，天子設立明堂，作為尊賢之所；帝王建立學校，作為學習之地，目的都是為了讓人們進德修業，養身增智來拱衛江山。一國之主，必須博覽群書才能積累學問，深入控討六藝的精髓，才能增長見識。積學儲寶，天下大事了然於胸，就可以鑒古知今。要想傳揚英美之聲名，播撒嘉惠之德行，從而使自己能不朽於世，不靠學習怎麼能行呢？這就是文藝儒術之道的獨特價值啊！文武二字是立國治國之道。
家訓史話
隋末之時，天下大亂，李淵父子順時應勢，起兵於太原。在這場曆時彌久的戰爭中，李世民充當了英雄的角色。十八歲起兵，二十四歲平定天下，二十九歲升為天子，從一個弓馬少年成長為一個國家的舵手，可謂鋒芒畢露，才略過人。李世民的一生，幾乎都處於征戰之中。即便是在國泰民安、天下太平的貞觀十八年，他仍“發天下甲士，招募十萬，並趣平壤，以伐高麗”。在去世前十五個月的貞觀二十一年冬，他還派出大將奔赴前線，“以伐龜茲”。開疆拓土，征戰天下。
中國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貞觀時期問世，並且唐太宗還親自給晉宣帝司馬懿、晉武帝司馬炎、王羲之等紀傳書寫評論。登基之後，他追思古代賢王，立刻啟用賢人，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其時呈現出一派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國家上，他注重“以民為本”，隻幾年工夫，到了貞觀四年，“鬥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賚糧，取給道路焉。”到了貞觀十三年，高麗、新羅、西突厥、波斯等國，相次遣使朝貢。貞觀二十一年，吐火羅等“遠夷十九國遣使朝貢”。
唐太宗也積極地投身到了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的文化隊伍中來，李世民執政期間，君臣之間，坦誠相見，成為後人津津樂道的典範。早在他為天策上將時，便開設弘文館，“延四方文學之士”，特別是將原來政治上的反對派也請了進來，恩禮優待，討論文籍，有時談到半夜才睡。看到新進士魚貫而入，他喜不自禁，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再譬如魏徵，曾經是李建成的心腹幕僚，並且多次建議早點對李世民采取措施，先發製人，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不僅不罪，反加重用，位至宰相。這十八學士，如杜如晦、房玄齡、孔穎達、虞世南等人，在後來的文事武事上，都成為他重要的助手。
古訓今鑒
武能定國，文能安邦。李世民因為讀史頗多，深諳其中玄機。文武不可偏廢，國家未定之時能領兵征戰，不畏強敵，不懼戰場；國家安定之後要修繕禮數安定人心，教化民眾，宣揚政策。唐太宗以此告誡兒孫治國之道，可謂精要有切中要害。這是他自身實踐得出的真理經驗。文以安邦，武能定國。因此，兩者交互使用，才是駕馭天下長盛不衰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