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利用農村基層科普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科普活動，是對廣大農民進行技術教育的良好途徑。而且因為它與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結合在一起，往往可以發揮其他教育形式所難以發揮的作用。改革開放20年來，雲南省所有的地、州、縣、市、區均成立了科學技術協會，有1000多個鄉鎮建立了科普協會，近萬個村委會建立了科普小組。同時，還建立了各種農民專業技術協會或研究會、科技谘詢服務機構、科技實體以及科普示範基地等、形成了以科協為主體，具有網絡化結構的科普體係；以農村致富技術函授大學及各類實用技術學校為龍頭的培訓體係；以農村專業技術協會和各級科普服務實體為主的農村社會化科技服務體係；以及以科普文明鄉村和科普示範戶、科普基地、推廣站為重點的科普示範體係等五個科普組織係統。
第五，舉辦小學“6+X”、初中“3+X”班和開展中學分流與農職業技術教育。嚴格地講，這些不屬於農民技術教育的範疇，而是準農民教育或農民職前培訓。因為中小學畢業不能升學的農村學生一般都將成為農村新增勞動者，“6+X”和“3+X”教育即為這些不能繼續升學的畢業生，再進行一年以上的職業技術培訓，讓他們學得一技之長，就業或回鄉生產，為當地發展做出貢獻。
另外，農民技術教育的形式或渠道還包括脫產進修、自學考試、大專函授、參觀訪問以及標語、谘詢、報告、表演、展覽、牆報、電影、電視、廣播、錄像、報刊、雜誌、書籍和印發各種資料等。從實際效果來看，雖然這些形式在其規模和力度上略遜於以上幾種形式，但也為農民教育及農業推廣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應該說，各種教育形式是相互聯係和交叉重疊的、任何離開其他輔助形式的孤立的教育形式是不可能收到應有效果的，在實踐上也是不成立的。
（三）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原因
根據對部分地區的考察和分析，針對實際情況與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農民技術教育麵臨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條塊分割嚴重。農民技術教育的重要性是大家公認的，但存在嚴重的多頭領導，條塊分割，管理鬆散，調控薄弱的問題。在不少地區，無論縣級或鄉級均未形成一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衣民技術教育與農村成人教育的管理體製。各部門實際是按照本部門的工作性質和任務單方麵、孤立地開展農民教育的有關工作，如農業局重點抓農業科技推廣，教育局主要抓掃盲脫盲，科協管農函大和農研會，農廣校則主要搞學曆教育，至於小額信貸等綜合扶貧模式則分別由扶貧辦、婦聯、共青團、財政局、農行、農發行等牽頭。雖然有的縣早已成立了“農、科、教（農村智力開發）統籌協調領導小組”並設置了全日製的辦事機構，但由於各種原因，統籌、協調、管理、調控的許多措施並未真正落到實處。有關人員指出，各部門的協調是一個大問題，如果部門領導的“小集體意識”太強，統籌協調就很難，因此需要一個權威的領導機構和相應的得力措施。
2.缺乏統一的規劃和措施。由於管理的分散性，因此缺乏統一的規劃和措施，各部門、各教育形式往往根據自己的特點、性質、目標和上級下達的任務進行單方麵的工作，有時不得不根據人員和經費的變動做較大的調整，因此總體上講尚缺乏必要的係統性、規範性和穩定性。各有關單位之間也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主動的配合。雖然大家的主要目標都是要努力提高農村在職勞動者和新增勞動者的思想、文化、科技素質，但實踐過程中各部門均有自己獨立的目標、計劃和工作內容，如果還有一定程度的所謂協作、配合、支持的話，則往往是臨時的、被動的和重複的。教育局主要抓掃盲，缺乏必要的科技支持；農業局主要為推廣某項技術而培訓，並非一定要全麵提高農民素質；農廣校主要搞中等學曆教育，與普通農民的距離甚遠；農函大隻搞專項技術教育，單方麵地瞄準部分農民；農村成人文化技術學校也隻剛剛起步，多數鄉鎮似乎隻有“牌子”；諸如小額信貸等綜合扶貧模式，能認真嚴格地把切實提高農民素質列為其具體目標的，還隻是鳳毛麟角。
3.尚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保證。由於農民技術教育管理的分散性，還未能形成一個具有一定實力的、規範的、穩定的、係統的機構，因此專職的管理和教學人員奇缺，各種教育形式一般都是臨時選聘有關人員任教。從物力上講，普遍缺乏必要的場地、教室、宿舍、食堂、實驗實習設備和基地。尤其是基地問題不解決，諸多實驗、示範工作便難以開展，因為受農民某些觀念和利益的限製，加上土地、資金和技術力量的分散，隻依靠示範農戶進行實驗、示範，有時效果並不理想，操作與管理上的難度也更大。至於資金問題，這是反映最普遍同時也是最迫切的問題。而在這些地區，向農民收取學費則是極不現實的。因此各教育形式都是根據具體項目或任務，按照來自各級的資金的額度，開展力所能及的工作。除掃盲外，各種農民技術教育都因經費問題而不可能做到規範化、經常化，更談不上做到上規模、上檔次。應該知道，由於教育和培訓給農民帶來的有時隻是間接的經濟效益，在更大程度上農民技術教育屬於公益性事業。因此，如果沒有足夠的經費作基礎，農民的技術教育培訓幾乎是無法進行的。
4.農民缺乏接受技術教育的積極性。從受教育者——農民方麵來看，接受技術教育的積極性存在一定差距。對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農民素質低下。過去某些不做具體分析的定論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實際上，農民接受教育培訓的積極性受製於其主觀、客觀兩方麵的因素。
從主觀上講，農民不相信科學技術能夠促進生產發展的現象已不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意義，從思想深處回避新興技術的已隻是極少數人。經過幾十年的科技教育和農業科技的普及，尤其是近20年來的積極推廣，農民對科技和教育的懷疑其實並不是停留在抽象狀態的，他們所要問的是：這一具體的項目，到底能夠給身己帶來什麼？需要增加多少投資、需要增加多少工序和工時、能夠帶來多高的產量、產品能否銷售出去、增產後能否增收？如果我們能夠換到農民的角度，那麼這種素質因素則會更多地表現為：針對自己的條件，到底能否通過該項技術來獲得預期的收益。對教育的理解也是這樣，當生產和生活條件依然很差的時候，他們最關心的當然隻能是盡快解決目前的問題。農民是最講實際的，他們沒有理由不講實際。農民對教育和培訓效益的預期，無疑要比市民更顯模糊，這其實並不主要是由農民的主觀因素造成的。
說到客觀因素，首先是經濟條件差，麵對教育和新技術的使用，許多農民無力投資，隻能敬而遠之。其次是增產不增收，有些科技推廣項目，花了農民不少人力、物力和財力，但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個別項目因缺乏科學的論證和試驗，且依靠行政措施強行推廣，不僅招致失敗，還引起農民更多的反感。另外，有些地區自然條件差、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自然災害嚴重和耕地不足也是影響農民教育培訓的客觀因素。由於自然條件差、居住分散和交通不便，使很多農民難以集中起來受訓，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製著科技、教育信息的輻射。那些深受自然災害摧殘的地方，農民承擔風險的能力很弱，為保住極低水平的口糧，不少農民不再願意擠出耕地去冒新技術可能帶來的風險。
5.學曆教育不受農民歡迎。以學曆教育為目的的教育生源日趨緊張，這裏包括初中“3+X”班、農村職業中學及農業廣播電視學校三個層次，無論是初中、高中或是中專學曆教育，由於不能保證到城鎮單位就業或與找單位就業沒有直接關係，並未受到農民的廣泛歡迎。有些基層幹部和教師反映，貧困地區學校辦“3+X”的條件很差，“所學那點農業技術，往往還趕不上回去跟爹媽學的”。目前，“3+X”班中部分同學的動機並非學技術，而是作為中考的補習。農職中學的招生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由於生源困難，有的地方政府便將招生名額分配到各鄉鎮，硬性要求完成。農廣校在貧困地區辦學多年，但由於“沒有奔頭，找不到工作，交不起學費”，因此參加學曆教育的農民還很少。有個縣農廣校所開八個專業中，目前學農學專業的僅剩最後一名學員。麵對“農業”二字，無不顯出幾分尷尬。
導致以上問題的原因無疑是多方麵的，然而歸納起來則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麵，問題的解決也必須認真從這四個方麵入手。
（1）認識問題。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看待農民，如何看待科教興農，如何正確評價幾年來的農民教育工作，未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對農民素質和農民教育提出怎樣的要求，農民教育工作應該擺在什麼樣的位置，各級黨政組織及其領導人應以什麼樣的思想和原則對待並處理農民教育問題，等等。
（2）管理問題。包括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實現或體現農民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應有的地位，由什麼單位或組織來主要承擔該項工作的規劃、設計、指揮、協調、控製、操作、監督與評價，參與進行的各部門各單位各自的具體目標和任務是什麼，它們之間以及它們與總目標和總任務之間的關係怎樣、如何處理，有關單位的責、權、利是否明確以及如何實現，等等。
（3）技術的供給問題。農業科技的供給必須符合農民的需要，既能給農民帶來經濟效益，又能容易地為農民所掌握。目前推廣的許多技術項目之所以不被農民接受，也即人們所說的“推而不廣”，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技術自身的原因。因此，農業科研部門、技術教育部門都必須始終把農民的實際需要放在首位，以解決農民生產中的實際問題為目的。
（4）投入向題。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在此主要集中於資金的投入。由於我國農業、農村、農民的特殊性以及教育的特殊性，決定了農民教育投資至少在目前必須首先依靠政府及社會的力量，欠發達地區更是如此。那麼，各級政府在擺正農民教育位置的前提下，首先就必須在投資上予以必要的保障；其次是如何通過政府行為動員並號召各種社會力量支持農民教育工作並建立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再次則是製定相應的政策和加以有效的扶持與引導，幫助有關農民教育工作的單位發展生產、走向市場，不斷改善教育培訓條件，逐步邁上可持續發展的自我生存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