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經驗思維。經驗思維是對農業自然經濟和手工操作方式的反映，因為這樣的生產活動沒有科學技術的指導，沒有更新的生產手段，隻能是靠經驗的積累來完成。在變化十分微弱的社會裏，經驗是人們遵循的基本原則，人循人，子循父，一切都是效法祖先，對來自外界的信息很難接受。正如費孝通所指出的，“個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經驗，而且同樣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經驗。一個在鄉土社會裏種田的老農所遇著的隻是四季的轉換，而不是時代變更。一年一度，周而複始。前人所用來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案，盡可抄襲來作自己生活的指南。”傳統的農民相信前人和自己的經驗，自己的親身觀察和實踐。凡是未經前人經驗或親身實踐所證實的，他們往往抱有懷疑的態度。傳統農民是天然的經驗主義者。
（二）中國傳統村落文化長期存在的原因
中國傳統村落文化綿延數萬年而不絕，並且在我們的祖先進入以文字產生為標誌的文明生活以後，形態越來越完備，內容越來越豐富。我們參照王滬寧在《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一書中的有關分析，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麵，是由以下幾方麵原因造成的。
1.生產力水平低下。由於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活動是人類生存的基本前提，因而我們首先應當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高低對村落文化的影響進行考察。傳統村落文化直接脫胎於原始群落，村落文化中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性定居生活，以農耕為基礎、以自給為目的的生產模式，靠禮俗來維持秩序的控製模式，與原始群落的生活是十分相近的。對於原始群落，恩格斯曾這樣描述：“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另一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製度，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種精神與村落文化的實質是一致的。馬克思在談到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所有製形式時曾指出：“個人被置於這樣一種謀生的條件下，其目的不是發財致富，而是自給自足，把自己作為公社成員再生產出來，作為小塊土地的所有者再生產出來，並以此資格作為公社成員再生產出來。”這同樣可以被用來解釋村落家族。在漫長的歲月中，家族成員之所以服從共同準則，生活在一起，是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下，生產活動沒有能夠提供個體脫離群體的生存條件，隻有大家共同勞動，才能為自己提供生存資源，然後保證家族的傳宗接代，使家族得以綿延。
長期以來，我國社會資源總量一直處於短缺狀態，農村社會人們衣、食、住、行等最低層次的需求都是不能究全滿足的。當然古代中國生產力不是停滯不前的，社會財富也是在不斷積累的，但與此同時，人口也在不斷增長，結果增加的那部分社會財富被增長的人口給消耗掉了，社會資源總量還是處於短缺狀態。資源總量的短缺使得人們不得不依靠村落家族來獲取生存資源，於是村落家族便會對社會、家庭和個人產生諸多影響。比如中國封建社會提倡大家庭製，有的地主主張“應本家田產等，子子孫孫不許分割”，“房屋、田地、池塘，不許分析及變賣；有故違者，聲大義攻之，擯斥不許入祠堂。”如此規定的深刻經濟原因是為了保持土地這一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源的完整性。地主尚且提倡大家庭以維持生存，對於沒有土地的家族或移居荒地而獲得土地的家族，更需要依靠群體力量共同奮鬥取得必要的生存資源。盡管村落家族成員內部有著明確的財產關係、經濟關係和等級關係，但他們是依靠村落家族而不是從外部世界獲取生存資源的。隻要這種經濟格局不被打破，就不會影響他們構成緊密的村落家族共同體，村落文化就不會消解。
2.自然屏障和經濟屏障的長期存在。自然屏障是指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而導致的人們聯係上的障礙，中國幅員遼闊，山川江河廣布，溝壑丘嶺縱橫，不少地區存在著難以穿越的地形。古代社會沒有足夠廣大的交通網絡，沒有足夠發達的交通工具，連有些官吏上任也要幾個月的長途跋涉，普通老百姓的活動就更可想而知了，不少農民平生所及範圍也就是方圓幾十裏地之內。經濟屏障是指由於經濟活動的分離性而帶來的人們聯係上的障礙。生產力的低下，農耕經濟的特點，男耕女織的社會模式，使得農民沒有足夠深入的經濟聯係和足夠頻繁的人際交往，缺乏靈便的信息溝通，沒能形成強大的統一市場。這樣點綴在中國大地上的各個村落之間隻能是“雞大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形成各自為政、分割四方的生活範圍。自然屏障和經濟屏障相互作用，共同維係了村落的彼此分離。自然屏障限製了人們經濟活動的內容和範圍，促成了村落家族的農耕性、自給性、封閉性和穩定性等特征。反過來經濟活動上的獨立性又使得人們不會積極想辦法去打破自然屏障，從而強化了村落家族的基本特征。當然這兩種障礙的長期存在，根本上還是由於生產力落後，沒有聚積足夠的能量要求突破它們。資產階級革命興起後的西方社會則恰恰相反，資產階級要發展商品經濟，就必然要打破各種人為和自然的樊籬，以市場為紐帶把國內各地聯為一體，甚至還要向海外拓殖。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描述到：“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這個過程在中國遲遲沒有發生。隻有消除自然和經濟兩個大屏障，村落家族生活格局才能被打破，其文化才能得到更新。
3.社會調控的二元分離。社會調控是為了促使社會個體和群體有效地遵從社會規範，從而達到維持社會秩序，實現社會整合的目的。村落文化的長久延續與社會調控的方式和能量有著密切的聯係。中國古代社會的調控是二元分離體製，具體表現為國家層麵上的行政調控和基層社會的家族控製。吉爾伯特·羅茲曼認為：“中國是一個幅員如此遼闊的國家，在通訊現代化實現以前，行政管理無論如何不可能有高效率，統一的措施可以規定，全國性的體製可以建立起來，但若要求各地能把政務處理得一樣好，那就難保證了。”中國國家層麵的控製體係長期以來隻在上層和中層發生有效的作用，在基層是脫節的。對此，喬誌強也指出：“縣級行政是行政係統中最低也是最基本的一個層次。”行政上對基層社會有效控製的難以實現，就為村落家族的長期存在提供了空間。而村落家族也與國家的行政序列有相吻合之處，行政調控意味著某種類型的社會關係，是一種秩序；家族意味著血緣關係，是一種以生物學為基礎的天然秩序。在社會關係沒有擴展到分散分布的村薄中時，血緣關係就可能外化為一種社會秩序。統治階級恰恰是利用了這一點，因為它自身沒法對基層社會實行有效控製，而又不能坐視基層社會處於散漫無序的狀態，如果基層社會完全失控，其統治將沒法維持；同時，基層社會本身也需要一種秩序，於是就形成了國家對村落家族既控製又利用的局麵，村落家族就執行了社會體製的部分意誌。這樣做的直接後果就是個人從屬於家族，族長全麵控製基層社會的事務，從而以血緣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家族秩序泛化為基層社會的普遍秩序。隻要這種狀況沒有被突破，這種秩序沒有被更廣大的秩序所替代，村落家族就有理由存在，其文化也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