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公素
本課題係國家社會科學八五規劃中華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之一；亦為國家教委八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之一。
80年代初，我應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邀請，先後給國政係的學生講授中國外交史，其中涉及到中國周邊關係和民族問題。同學們對西藏問題很感興趣。由於我曾在西藏工作過，參與了關於中印、中尼與西藏關係的談判。國政係的學生對西藏問題與中外關係更感興趣。其中一個就是本書作者張植榮同誌。後來，他成了我的研究生，便將西藏問題作為研究方向之一。1987年6月，美國國會搞出一個什麼“西藏問題修正案”後，張植榮同誌對西藏問題更為關注，力圖從國際政治的視野中探索西藏問題，揭示所謂的西藏問題的起源、變種及其反動本質。念書期間，他先後發表了幾篇關於西藏的論文。1989年，張植榮同誌留校任教，繼續從事西藏問題的研究與教學。這本書就是他教研的產品。書稿寫成後，張植榮同誌將它打印出來，交我看。通讀全書，我認為這本書無論是在研究方法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有許多特點。
1.研究手段的新視角
藏學研究的目的在於弘揚西藏民族文化，維護祖國統一。幾十年來，我國學者對西藏的曆史、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麵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於弘揚藏文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國外學者早在17世紀即開始研究我國藏族社會曆史和文化。從17世紀20年代到本世紀初，曾有多批歐洲傳教士及探險家進入我國青藏高原從事傳教活動。他們的遊記、考察材料及著作是對我國藏族曆史、宗教和民俗進行最早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也成為現代西方藏學研究的開端。這個時期，傳教士們的興趣多集中在西藏的語文、曆史、宗教、文化及生活諸方麵。但是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覬覦西藏以來，西方學者，尤其是某些具有一定政治背景的人，開始關注我國西藏的政治地位，捏造所謂“保護國”、“宗主權”。以此為借口，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不斷侵入西藏，企圖把西藏從中國領土分裂出去。麵臨內憂外患，舊中國政府被迫推行妥協的外交政策，以苟全局。在學術研究方麵，對於帝國主義在西藏問題上製造的種種謬論，我國學者的反擊也是零星點點。國不強，學術也不興。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特別是1959年達賴逃亡印度以後，西方國家對西藏的研究一時熱興起來。與早期的西方藏學相比，近40年來，西方學者的藏學焦點主要在政治上。他們著書立說，創辦刊物，召開會議，跨國遊說。其中雖不乏純學術的研究與探討，但其主流包藏禍心，打著學術研究的幌子，進行反共反華分裂中國的政治活動。這股研究適應了戰後西方帝國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動的冷戰需要。在他們的研究中，從世界政治和國際法角度研究西藏問題，成為一種新的動態。不少西方學者或非政府組織，從國際關係或國際法方麵，歪曲中國曆史，利用西藏問題，攻擊中國。1959年，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根據流亡集團材料，向聯合國提供了一份“西藏問題與法治”的調查報告，成為聯合國搞第一個所謂的“西藏問題決議”的決定性材料。其他許多反共反華的人士與組織也從國際法角度歪曲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鼓吹“西藏獨立”的謬論。1987年範普拉赫出版的《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角度對西藏曆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一書，是國外這種藏學動態的浪頭與代表。對這股逆流，我國藏學界在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已在曆史、文化等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駁斥了西方學者的反華調子，維護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近年來，我國學者對範普拉赫觀點的駁誅也集中在曆史領域。而從國際的角度研究西藏問題，特別是1959年後的西藏問題及其與世界政治之關聯者，鳳毛麟角。張植榮同誌試圖在我國藏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另辟蹊徑，揭示西藏問題在戰後以來與中外關係互動的過程與主要特點。作者廣泛收集國外資料，隨時掌握西藏問題的動向，這是一項非常艱苦而繁雜的工作。在掌握國外較新材料基礎上，作者依據我國藏學曆史研究的豐碩成果及社會主義時期西藏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現實，從馬列主義關於國際問題的基本觀點和現代國際法出發，探討當代西藏問題，駁斥國外某些人在這一問題上製造的謬論與謠言。這是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具有很大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