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自由度指數中上升最明顯的仍是東歐和前蘇聯國家。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波黑、摩爾多瓦、立陶宛和羅馬尼亞的經濟自由度都比指數創立之初增幅較大，過去10年來，這些國家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7.4%。
要理解經濟自由度這一數字對普通人的實際意義，最好的途徑並不是去問商人或投資者，而是去比較一下人均收入。生活在不自由或受壓製的經濟體的男男女女們，年人均收入還不到2800美元，過著一種貧困的生活；相比之下，生活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芸芸眾生們，其年人均收入則高達21200美元，是前者的8倍之多。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富裕和貧窮的分別其實就是自由與不自由的分別。然而，國際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和數據，似乎確實支持這兩者之間的高度相關（盡管也許並非因果關係），中國2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結果讓人們清楚地看到，經濟自由度越高，經濟發展就越快，人民就會更迅速地富裕；經濟自由度越低，經濟發展就越慢，人民就會更迅速地墮入貧窮的境域。
經濟自由度指數在相當程度上是可以用來進行市場經濟測度的，因為其所依據的因素指標或變量指標均與市場經濟緊密相關。就總體指標看，市場經濟程度越高，相應地自由度程度也越高；反之，市場經濟程度越低，自由度程度也越低。另一方麵，自由化指數還不能完全代替市場經濟標準，二者在功能上和設計上還有一些差別。在現實中，同是市場經濟程度很高的國家，自由度指數並不一樣高；同樣，同是自由度指數很高的國家，市場經濟程度也有較大差異。就單項指標看，自由度與市場經濟程度尚有較多的背離和矛盾的一麵。
中國現在也已經承認了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優越得多，否則我們也不會去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然而僅此似乎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市場是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製度架構，不能設想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采取市場以外的製度將會怎樣。市場並非隻是趕超型發展的權宜之計，而是我們建設現代文明、使人民過上富裕而且有道德的生活的必由之路。因此，市場經濟建設所設計的絕不僅僅是經濟體製的變革，還需要更深層次的政治和社會的變革。國內外正反兩方麵的經驗證明，如果沒有基本的憲政、法治框架的保障和約束，市場必然是扭曲的，而在一個扭曲的市場中，我們既得不到財富，也收獲不到道德。
談到製定這樣一個排行榜的意義時，“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國際貿易與經濟中心主任奧得裏斯科爾解釋說，“我們通過製定並定期公布‘經濟自由度排行榜’，以促進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促進世界經濟的繁榮，以及人們生活的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