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袁世凱為了實現集權獨裁，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京師特設將軍府，遣派將軍督理各省軍務。7月18日，公布《將軍府編製令》，有冠以“武”、“威”虛銜的上將軍和將軍等不同名號。7月28日，袁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把“官”和“職”分開，有的是有官有職，有的是有官無職。文官分為三等九秩：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隻有總統選舉法和中央機構的改革，袁世凱還嫌不夠。他又進行了地方官製的變動。1914年5月23日，袁世凱公布省、道、縣官製，改省民政長為巡按使、改道觀察使為道尹、縣稱縣知事。6月2日，公布各所屬道區表。7月6日，公布《都統府官製》，改綏遠城將軍為都統，與熱河、察哈爾取得一致，成為特別行政區。10月4日，又公布《京兆尹官製》，改順天為京兆，設京兆尹，正式成為一特別行政區。這樣，袁世凱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根本勢力便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在這樣的既成事實麵前，袁世凱即使對他的心腹大將馮國璋也毫不透露半點真情。6月22日，馮國璋到京晉見袁世凱時，曾談及帝製問題，袁一直矢口否認。總統府為此還發表了談話記錄以“辟謠”。記錄中說：
“馮言：帝製運動，南方謠言頗盛。袁言：華甫（馮國璋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難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謠言之來，不外兩種原因：第一，許多人都說我國驟行共和製，國人程度不夠，要我多負責任。第二，新約法規定大總統有頒賞爵位之權，遂有人認為改革國體之先聲；但滿、蒙、回族都可受爵，漢人中有功民國者豈可喪失此種權利？這些都是無風生浪的討論。稍停。袁又言：華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說明。我現有地位與皇帝有何區別，所貴乎為皇帝者，無非為子孫計耳！我的大兒身有殘疾，二兒想做名士，三兒不達時務，其餘則都年幼，豈能付以天下之重？何況帝王家從無善果，我即為子孫計，亦不能貽害他們。馮言：是啊！南方人言嘖嘖，都是不明了總統的心跡。不過中國將來轉弱為強，則天與人歸的時候，大總統雖謙讓為懷，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變色言：什麼話！我有一個孩子在倫敦求學，我已叫他在那裏購置薄產，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裏做我的菟裘，從此不問國事。”
這一篇昧心滅己的堂皇謊言，適足以說明帝製的準備工作是虛實並進，而袁世凱則是道道地地的兩麵派。袁世凱的帝製準備工作基本完成，現在缺少的隻是皇帝的尊號和“黃袍加身”了。為了這種“勸進”，袁氏的黨徒也漸漸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以“籌安會”名義進行活動的一些政客。
在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後不到一個星期，立憲黨政客楊度糾合了一些政客、叛徒組織了一個籌安會，在發起宣言中攻擊共和政體說：“我國辛亥革命之時，國中人民激於情感，但除種族之障礙，未認政治之進行。倉卒之中，製定共和國體，於國情之適否，不及三思，一議既倡，莫敢非難。深識之士，雖明知隱患方長而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故自清室遜位，民國創始，絕續之際，以至臨時政府正式政府遞嬗之交，國家所曆之危險，人民所感之痛苦，舉國上下，皆能言之，長此不圖，禍將無已。”並以南美各國內亂的惡例，證明共和製度之不適用，然後用古德諾的理論為根據，標明是“以籌一國之治安”為目的。在成立啟事中更標舉該會宗旨是“專以理學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來研究君主、民主，“二者以何適於中國”。籌安會的主要人物除楊度外，還有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他們有的是立憲黨人，有的是革命的叛徒。籌安會的成立標誌著袁世凱的帝製已進入到一個公開推行的時期了。楊度在籌安會成立之後，發表了一篇洋洋灑灑題為《君憲救國論》的大文，在這篇文章中，主要闡述了兩大論點：其一是反對共和立憲，其二是主張君主立憲。而歸結在袁世凱必須稱帝這一點上。他首先用許多荒謬的例證形式地來說明共和既不能富國，又不能強國，進而申言共和種種不可，於是下一結論說：“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於共和”，而“富強無望，由於立憲無望，立憲無望，由於共和”。因此他提出正麵的主張是“今欲救亡，先去共和”，“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之法製，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一也，救亡之策，富強之本，皆在此矣”。楊度這種似是而非的可笑羅輯對於袁世凱來說，是極表歡迎的，因為在古德諾的外國貨以外，又出來楊度這一種“土產”，足見帝製一事，已是中外一致的輿論要求了，這就無怪乎袁世凱讚歎楊度為“曠世逸才”了。籌安會的這班人物進行活動的目的，是想更進一步地接近政權，能在將來的新朝作高官。他們在袁世凱“研究自由”的庇蔭下，“自由”地鼓吹帝製，這與共和國的存在是甚不相稱的，因此當時有些在政治上幼稚或湖塗的人，或者請求懲治，或者起來詢問，肅政廳為此還曾呈請取消籌安會，呈文說：“自籌安會成立以來，雖宣言為理學之研究，然各地謠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勢。楊度身為參政，孫毓筠曾任約法議長，彼等唱此異說，加以函電交馳，號召各省軍政兩界，各派代表加入討論，無怪人民驚疑……應懇大總統迅予取消，以靖人心。”
但是袁對待這個問題與以前處理複辭謠言問題的態度不同，所以內務部也就逢迎其意旨，呈複說：“該會發起人，皆學識宏通，聲望卓著之才，於此項討論界說範圍，亦已鄭重說明……倘認為有擾亂秩序之虞，及其他秘密之行為，警察官吏，職有專司，自當加以幹涉”。口氣十分緩和，並沒有強加限製。有人請誅倡言複辟的籌安會分子，袁世凱即複以籌安會是績學之士研究君主、民主製優劣的組織，與政治無關以答複，這就無形中承認了籌安會的合法存在。而且事實上籌安會會所和楊度等的私宅都由袁政府的軍警荷槍守衛，於是籌安會的性質和用途也就昭然若揭了。籌安會對袁也確實極盡效忠之心，他們大施文人之所長，進行各種宣傳尤其是以詆毀國民黨，來抬高袁的地位和聲望。籌安會不吝懸賞征文，撰《國賊孫文》《無恥黃興》二書，每書印行10萬冊，頒布全國。袁世凱也印過為自己吹噓的“政治小說”《袁世凱》，說他在朝鮮時期就富有民族革命思想，並力詆孫、黃。籌安會原訂計劃是先電請各地派代表來討論國體問題，討論好即向參政院請願。後來，時勢發展太快，於是取消討論，改采投票決定國體，但各省代表尚未來齊，票決也來不及了，便索性由籌安會用各地旅京人士名義起草請願書，於9月1日參政院開會前就紛紛投遞進來，於是參政院就假戲真做的來審查這些請願書了。縱然如此，袁世凱還是嫌籌安會的步伐趕不上他急切想當皇帝的心情，因此不到一個月，籌安會便因另一個推行帝製的團體――全國請願聯合會的積極活動，而失去了它的作用。最後籌安會不得不改稱“憲法促進會”來扮演為帝製搖旗呐喊的醜角。實際上這一撮醜類在完成了鼓吹帝製的號筒的作用之後，便被冷落在一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