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對“帝製”的態度
袁世凱政府替代清政府，在帝國主義列強看來，隻不過是換了一架統治中國的新工具而已，這架新工具可能比舊工具更得力、更“強”，更能為它們的利益而統治中國。在辛亥革命時，列強就把袁世凱視為“一強健有為之大政治家”，如能成為“將來中國之真主人”，那就是“外人之大幸也。”並且滿懷信心地認為袁世凱是當時惟一“於大局最有希望”，“得操最後之勝利，以底定中國者。”日人也認為袁世凱之於中國，“確有絕對之勢力”。美國更是“堅持認定”袁世凱是為“中國人所能懂得的‘強’的人”。既然袁世凱是被帝國主義所賞識的“強人”，所以“他們總是願意在貸款、武器裝備、軍隊訓練各方麵給以充分的幫助，使他充分地強有力，來為他們的利益而統治著中國。”自袁世凱竊奪政權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對他所作的各種“援助”事實，完全可以說明這樣一個道理。
早在1913年5月，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即曾在《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一文中尖銳地指斥了中外反動勢力的這種勾結。他說：“在亞洲，到處都有強大的民主運動在增長、擴大和加強。”“而‘先進的’歐洲呢？它掠奪中國，幫助中國民主、自由的敵人！”“‘歐洲’擁護那準備實行軍事獨裁的袁世凱。”並且概括了這種勾結說：“整個歐洲的當權勢力，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都是與中國所有一切中世紀勢力實行聯盟的。”
不過，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由於對中國的了解和估計有所不同，因而他們利用中國的政策也還有不相同之處：日本是製造中國紛亂以從中取利，因之對各種對立勢力常同時操縱；英、美則常扶植中國一個最反動的代表人物及其政府，因之它們對於帝製的問題也就抱有不同態度。
日本自始即反對中國的共和，1911年12月19日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日本駐華盛頓代辦在致美國國務卿的節略中就表示不相信中國能采用和實行共和製度；在南北議和時，日本仍以中國“采取君主立憲”作為調停的條件。1914年9、10月間，日本的陰謀團體黑龍會在其秘密文件中認為中國實行共和政體，對於中日“提攜”，“必為一大障礙”，主張中國“變革其共和政體，使為立憲君主政體”。1915年1月18日，日使日置益又當麵暗示袁世凱可以帝製自為以交換“二十一條件”之簽訂。同時，日本尚派大隈重信的親信有賀長雄，擔任袁世凱的顧問，作為帝製策劃者之一。但是，日本這種慫恿和鼓勵，隻是其侵華政策的一方麵。在另一方麵，它也深知中國人民經過辛亥革命洗禮之後，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帝製複活，是不會得到全國人民容許的。它為了左右逢源，無往不利，所以同時又暗中扶助反袁的力量。後來在反袁運動中，日本與中華革命黨、進步黨、宗社黨以及雲南、山東的反袁勢力的一些關係，充分說明了日本侵華政策的這一麵。究其目的，就是為了製造中國的紛亂以從中取利而已。
英國希望袁世凱能建立起一個為英國所需要的殖民地政權，對於帝製是表示讚成和支持的。英使朱爾典在歐戰爆發前的幾個月，曾在一次密談中，向袁世凱表示了他和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嘉樂恒都主張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意見。但在帝製實行前，朱爾典卻告袁“若國中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這種意見，既可以說明英國是為“洪憲帝製”作過一番很周詳的考慮的；也說明英國擔心會因此而有內亂，因為一旦中國發生內亂，英國由於歐戰難於顧及，而日本必乘亂擴張在華勢力，這對英國是不利的。
美國在辛亥革命時也如英國一樣是主張君主立憲的，並且它比英國更熱心些，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帝製策劃者之一便是美國的政治流氓古德諾。古德諾對於洪憲帝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他在1915年8月發表了一篇為袁世凱所需要的“共和與君主論”，他在這篇所謂“論文”中，首先從“理論”上說明，“民智低下之國，其人在平日未嚐與知政事，絕無政治之智慧”，要這種國家“率行共和製，斷無善果”。然後他又具體“討論”中國問題，侮辱中國人民說：“中國數千年來，狃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製一變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甚至威脅中國，如果不按照他的意見去做，則“外人之幹涉恐將不免。”古德諾的這種反動的荒謬的理論，並沒有為中國人民所接受，但卻被袁世凱的一夥盜徒引為金科玉律般的“理論根據”，而袁世凱則經常以古著贈人，名為征求意見，實為擴大影響。同時，美國還借給袁世凱五六千萬美元，這很明顯是有著政治借款與投資利益雙重目的的。美國便是如此積極地為“洪憲帝製”準備好了“理論根據”和“物質條件”。
英、美、日帝國主義便是用了這些不同的處理手法，來導演這出“洪憲帝製”的醜劇的演出的。
“洪憲帝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