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袁世凱對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虛偽姿態，使資產階級各派係對在中國實現議會民主政治更充滿了幻想。民元春季，“國內人士紛紛組織政黨，一時風起雲湧，政團林立，總計大小將近二十團體”。為取得即將召開的國會的多數席位，各黨派紛紛改組、合並，大為活躍，眾、參兩院的議員一時成為各黨派的爭奪對象。當時北京有東、西兩車站，在國會選舉前夕，為迎接到京議員，除內務部主管部門為議員到京設有招待所、並派員在站迎候外，各黨派也都設有招待所，並派人持旗巾到站迎候。每見一議員下車，則招待人員蜂擁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回到自己的招待所為勝利。因為某一議員的黨籍即以其住入何黨派招待所為定。而議員則又視利之所在，朝秦暮楚，頗有已住甲招待所，改日或一二月後複移位乙招待所者。各派之間的“民主政治”，一片烏煙瘴氣！
靠著宋教仁的“造黨”和奔走，國民黨在國會選舉的政爭中，獲得壓倒“共和”“民主”“統一”各黨的勝利，由其數字可見：在眾議院，眾議員596人，各黨得票如下：國民黨269席，共和黨120席，統一黨18席，民主黨16席，跨黨者149席，無所屬的26席。
在參議院，參議員274人，各黨得票如下：國民黨123席，共和黨55席，統一黨6席，民主黨8席，跨黨者38席，無所屬的44席。
在全部870個席位中，除去跨黨者以外，國民黨占492席，國民黨黨員占代表總數的45%強，也就是說國民黨有絕對票數可以影響眾、參兩院。宋教仁滿意於這種勝利，自己也儼然以未來的內閣總理自命。他立即周遊湘、鄂、皖、寧、滬各地，到處發表政治性演說，批評時政，表明抱負，指責袁政府是一個無能的、不符民意的、退步的政府。宋氏的言論風彩，贏得了人心，“所至歡迎，大有傾倒一時之概。”他滿懷信心地說：“國民黨在全國的選舉都已勝利，已占國會的絕大數，大局已定，政黨責任內閣製一定可以成功。”並表示返京後即組織第一屆責任內閣。
宋教仁的這種活動，毫無疑問地是不能見容於要集中權力於一身的袁世凱的。袁早已認定宋教仁是國民黨的“靈魂”，是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礙物”。當時，他自恃有兵力不怕國民黨以暴力手段奪政權，而怕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使自己處於無權無勇位置上。因此，他對嶄露頭角的宋教仁所積極進行的合法鬥爭活動表示了極大的詫異和敵視，他說：“噫！宋教仁意欲組織政黨內閣耶？抑何相逼之甚也。”至此，袁世凱深知宋教仁“非高官厚祿所能收買，乃暗萌殺意，密令心腹趙秉鈞謀之”。
袁世凱為了抵製這種“逼人”的活動，也以政黨政治還擊政黨政治。他支持在國會選舉中失敗的三個政黨合並組成一個“進步黨”，他認為三黨合並，則其叢聚之勢力，必能抵製國民黨，以助袁氏。
這個進步黨是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於1913年5月29日由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合並而成。它的成立包含著一筆肮髒的政治交易。據1912年11月1日梁啟超致其女兒的信中說“項城月饋三千，已受之……黨成後，項城許助我二十萬，然我計非五十萬不辦，他日再與交涉也。”進步黨成立後，梁啟超即於九、十月間向袁獻策說：“古之成大業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欲戡亂圖治，惟當挾國會以號召開下，名正言順，然後所向莫與敵也。”其交換條件就是“黨費竭蹶……亦惟大總統速圖之。”二者之關係，於此可見。進步黨標舉的政綱有三條：
一、“采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
二、“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
三、“順應世界大勢，增進和平實利”。
這類徒托空言的政綱，毫無實際價值，而袁世凱本意也隻不過為揭大黨之名以湊國會人數，固不問其主張若何。除進步黨之外，袁世凱還不惜資金另組小黨群以分化國民黨勢力，如利用國民黨議員孫毓筠，景耀月組織“政友會”，拉走國民黨議員近30人；以50萬元利用唐紹儀、劉揆一組織“相友會”，拉走兩院國民議員近20人；利用國民黨華橋議員朱桂莘組織“集益社”，網羅粵籍國民黨議員多人；利用國民黨人郭人漳、夏同037組織號稱第三黨（即自別於國民黨、進步黨之外）的“超然社”，拉走了國民黨議員20多人。
盡管如此，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勢力仍是不容忽視的力量，如果國民黨在國會中獲勝，那麼當時作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便自然成為責任內閣的閣揆，而宋教仁又難以收買。為了消除最大的威脅，袁世凱對宋教仁采取了卑鄙陰險的血腥手段。1913年3月20日晚10時，當宋教仁準備乘滬寧車去南京時，突然在上海車站遇刺，就近送入靶子路滬寧鐵路醫院後，當晚手術取出有毒的子彈，傷勢非常嚴重，於22日上午身死，年僅33歲。這個資產階級革命領袖至死也沒有丟掉對袁世凱的幻想，他在致袁的遺電中還說：“望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確立不拔之憲法，則仁雖死猶生。”他哪裏會想到指使行凶的就是他所企望“開誠心”的袁世凱呢！然而宋教仁確為中華大地實現民主共和貢獻了寶貴的生命，誠如他自己所說：“脫不幸餘被刺死，或足以促進吾黨之奮鬥而縮短項城之命運。”
宋案發生以後，袁一麵散布謠言，說宋教仁之死係國民黨內部爭權的結果，以惑亂人心；一麵又故作姿態，致電江蘇督軍程德全和民政長應德閎，要“窮究主犯，務得確情，按法嚴懲”。正當袁為如此輕易地去掉了一個政敵而自以為得計的時候，宋案凶手武士英（吳福銘）及謀殺犯應夔丞（應桂馨）被捕獲，並從應的家中搜獲了手槍、密電、函件等。宋案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了。根據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後來製版公布的刺宋凶手鐵證，完全可以證實：殺人的主使者是大總統袁世凱，同謀犯是國務院總理趙秉鈞，擔任聯絡的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應夔丞，直接行凶的是失業軍痞武士英。
袁世凱的刺殺宋教仁，是他對國民黨政治的一次正麵打擊，也是對國民黨的一次政治性示威。袁世凱在這個問題上對資產階級民主製度施展了肆無忌憚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