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年即開國會；
二、組織責任內閣；
三、寬容參加此次事變之人；
四、解除黨禁；
五、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製的全權；
六、須與以十分充足的軍費。
這六項條件實際上是要集軍權、政權於一身，以達到他既能控製清政府的實權，又能誘致革命向他妥協的目的。清政府開始還有些猶豫，但是在各方麵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向袁世凱讓步，連發四道上諭，使湖北前線的軍權完全轉入袁的手中。四道上諭是：
一、調蔭昌“回京供職”；
二、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軍並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製調遣”，並保證“此次湖北軍務，軍谘府、陸軍部不為遙製，以一事權”。
三、撥出內帑銀一百萬兩為湖北軍費；
四、第一軍交馮國璋統率，第二軍由段祺瑞接任總統。
袁世凱在滿足了他的權力要求之後，便進一步施展他慣用的兩麵手法，以實現更大的野心。開始，袁世凱一直打算維持一種“虛君共和”的局麵，由他掌握實權，其容貌言語儼然一清廷忠臣。他在複梁鼎芬的信中說：“……奮此愚忠，戰彼群魔，但求皇統之能保存……”對他人也這樣說：“餘深荷國恩，雖時勢至此，豈忍負孤兒寡婦乎？”當時帝國主義也讚成維護清朝統治。辛亥革命發生後，德國駐華公使向其國務總理報告說：“大部分東亞德僑，尤其是寓居北方者，對於清室政府表示同情之心，實較對於革命黨人為多。”英國公使朱爾典以“此後中國宜建立君主共和立憲政體”為出麵調停的說詞，甚至在清廷覆沒之後，美國人古德諾還認為：“向使滿清非異族之君主，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則當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漸之於立憲政治……”袁世凱見勢頭如此，也並不願清政府垮台太快而失去這個掩人耳目的道具，便想辦法穩定清政府。他破壞了入關舉行秋操的原駐奉天的新軍第二十鎮在灤州的“兵變”，又派人在石家莊刺殺了同盟會員第六鎮統製吳祿貞這一做法，使清朝政府完全接受了他提出的條件。當他在清政府方麵達到目的後，又以此作為向革命方麵討價還價的底本，到前線進行一打一拉的活動。11月27日，經過激烈戰鬥，漢口、漢陽被袁軍攻陷，黃興離去前線，革命軍內部發生意見分歧。然而袁世凱對當時的形勢很清楚，從各省紛紛響應革命的形勢來看，民主革命的潮流是難以阻擋的，如南方各革命省區支援鄂省，革命軍的困難局麵很快就會扭轉，清朝政府的滅亡勢所必然；這時帝國主義已經認識到“所有一切武力行為，以期恢複舊觀，斷無可望”，所以“上海各洋商團，有電致慶、醇兩邸，要求早日宣布共和”；混入革命陣營的張謇也與袁暗通聲氣，告訴袁“環觀世界，默察民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當袁了解到“挽救”帝國已是不可能的時候，他便改變了原來的計劃，把功夫下在利用革命方麵，因而采取了如下的方針：對於革命方麵，使用武力進攻，勾結革命內部的反革命派和唆使部下通電反對共和等各種不同方式，以求得未來大總統地位的切實保證；對於清政府方麵，則利用革命聲勢，憑借帝國主義列強和立憲派的聲援與支持，並唆使部下通電讚成共和等方式，以迫使清政府讓出政權。11月26日，英國公使朱爾典和袁世凱密謀，後由英國駐漢口領事出麵，向湖北軍政府提出南北停戰議和的建議。12月28日開始，在兩個多月的討價還價中，袁世凱甚至主張清政府與南京臨時政府同時解散，而由他另立統一的共和政府。那個在1911年底經過17省選舉而於1912年1月正式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拒絕了這個無理要求。孫中山雖然反對議和，但在當時敵我力量懸殊的客觀形勢麵前和多數革命黨人妥協遷就思想頗為流行的情況下，便踐約讓位，袁世凱得到南方同意讓權的確切保證後，立即對清帝實行逼宮，他指使北洋軍將領段祺瑞等人聯名通電，要求清廷立即同意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接受優待條件，正式退位。第二天，袁世凱便煞有介事地聲明讚成共和說：
“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
1912年2月15日，竊國大盜袁世凱終於由清朝的總理大臣而變為共和國的臨時大總統。這個發生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奇特現象，給未來的中國革命伏下了危機。列寧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就深刻地揭露了袁世凱的這兩種麵目：他“最善於變節：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麵前；後來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覺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勝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則可能為了同什麼舊的或新的‘立憲’皇帝勾結而出賣民主派。”袁世凱一生的曆史行程，完全證實這個估計是極為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