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鈞鑒：共和國體原以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致因旨不頒，萬民受困。現在全局危迫，四麵楚歌，潁州則淪陷於革軍，徐州則小勝而大敗；革艦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則許之；登州黃縣獨立之影響，蔓延於全魯；而且京津兩地，暗殺之黨林立，稍疏防範，禍變即生，是陷九廟兩宮於危險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難發數，事至今日，乃並皇太後皇上欲求一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蓋國體一日不決，則百姓之困兵燹凍餓死於非命者，日何啻數萬？瑞等不忍宇內有敗類也，豈敢坐視乘輿之危而不救？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祖宗神明，實式鑒之。揮淚登車，昧死上達，請代奏……”
2月6日當袁世凱召集各王公大臣，把這個電文交給他們傳觀時，各親貴均相顧失色，他們手足無措，戰戰兢兢，明知這是袁世凱的威脅手段，可是良弼之死屍骨未寒，如果袁真翻臉，段兵真的北上，則優待條件都不可得了。於是就在這次會議上擬就讚成共和的長電一通。
在這期間，北方的革命誌士仍堅決主張把革命行動在北方貫徹，也反對利用袁世凱推倒清廷。2月6日晚間，北京有同誌打電話到天津，報告清政府已決定於2月10日退位。這個消息使天津方麵的革命同誌感到非常失望，他們認為用妥協換來的和平是虛偽的和平，袁世凱一日不除，民主共和製度便一日得不到保障。2月7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協會會員易宣、阮琴風不肯接受同誌們的勸阻，由天津到唐山，想赴錦州作最後的奮鬥，不幸他們到了唐山，蹤跡就被暴露，追蹤的偵探向他們開槍，互相槍擊中，這些誌士都壯烈犧牲了。
袁為了壓製北方的革命活動，在清室宣布退位後，乃給汪兆銘20萬元，叫他到天津解散所有革命機構。汪在2月21日到天津，在北洋醫學堂召集北方各黨團舉行聯席會議，宣布各小黨一律解散。參加各黨派的成員，除同盟會外，一律資遣回籍。這一措施激起了各黨團的公憤，有人把灤州殉難七烈士的棺材抬出來陳列於天津車站，以反對汪。
（摘自《辛亥武昌首義史》）
第四節 龍氣黯收天安門，民國初立欲共和
剛走過丁字街三義茶館門口，突然有一顆炸彈從茶館裏扔出來，袁的馬車走得快，炸彈沒有打中，已經走到祥宜坊酒店門口了。
對於袁世凱來說，這次遭刺，可謂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就在同一天，又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刺殺案。
良弼始終認定袁是插在清政府心髒裏的一支毒箭。
這使走投無路的隆裕太後，隻有往袁世凱的圈套裏跳，因為這樣還能得到優待。
這是一份特殊的詔書，詔書前沒有以往皇帝詔書中“奉天承運皇帝”的程式，尾部卻又增加了內閣諸大臣的簽名。
我糊裏糊塗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裏糊塗地退了位。
其實袁葫蘆裏究竟賣什麼藥，誰也不知道。
震驚北京城的刺殺案
推翻清政府的問題，看起來不甚吃力，但是做起來卻不那麼太容易。隆裕太後和載灃等還想拖過一天算一天，還夢想有逢凶化吉的一個機會到來，不到最後關頭，不肯死心塌地地把皇位獻出來。在袁世凱的一方麵，始終不肯唱“逼宮”的一出戲，使他永遠洗不清“活曹操”的罵名。他想盡可能做到武戲文唱，維持封建道德的外殼，把“篡奪”之局粉飾為“揖讓”之局。
清政府貴族中並不是清一色的不抵抗主義者。鐵良、良弼等都主張硬拚一下，還有人主張舉行一次政變，推翻“私通革命軍的奸細內閣”，組織皇族戰時內閣，然後進行一次最後的決戰：即使人心已去，大勢無可挽回，也還可以退保一隅之地；即便失敗後亡命到海外，也不比不戰而屈的局勢更壞。
這也就是清帝退位問題成為僵局的原因。
1912年1月16日（農曆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11時45分鍾，袁世凱乘馬車由東華門到外務部新衙門辦公。
剛走過丁字街三義茶館門口，突然有一顆炸彈從茶館裏扔出來，袁的馬車走得快，炸彈沒有打中，已經走到祥宜坊酒店門口了。
他還在驚魂未定時，忽然又聽得轟然一聲，又是一顆炸彈從酒店裏飛出來。
這次打是打中了，但沒有打中馬車，卻炸死了袁的衛隊管帶袁金標及排長一人、親兵二人、馬巡二人、馬二匹和平民二人。趕馬車的人在塵霧彌漫中加鞭疾馳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