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先生說：
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曆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19世紀世界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雖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與中外人物比較，果有若何之價值乎？試一一論列之。
第一，李鴻章與霍光。史家評霍光曰不學無術，吾評李鴻章亦曰不學無術。則李鴻章與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鴻章無霍光之權位，無霍光之魄力。李鴻章謹守範圍之人也，非能因於時勢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舉動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誌者以此，安足語霍光？雖然，其於普通學問，或稍過之。
第二，李鴻章與諸葛亮。李鴻章是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國三代以後，具此五資格，而永為百世所欽者，莫如諸葛武侯。李鴻章所憑藉，過於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軔起於上海也，僅以區區三城，而竟能奏大功於江南，創業之艱，亦略相類。後此用兵之成就，又遠過之矣。然諸葛治崎嶇之蜀，能使士不懷奸，民鹹自厲，而李鴻章數十年重臣，不能輯和國民，使為己用。諸葛亮之卒，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鴻章以豪富聞於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犬馬戀主之誠，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鴻章與郭子儀。李鴻章中興靖亂之功，頗類郭汾陽，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陽於定難以外，更無他事，鴻章則兵事生涯，不過其終身事業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處，汾陽未必有以過合肥也。
第四，李鴻章與王安石。王荊公以新法為世所詬病，李鴻章以洋務為世所詬病。荊公之新法與鴻章之洋務，雖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識見規模決非詬之者之所能及也。號稱賢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時而議其後，彼乃不得不用儉壬之人以自佐，此安石、鴻章之所處同也。然安石得君既專，其布劃之兢兢於民事，局麵宏遠，有過於鴻章者。
第五，李鴻章與秦檜。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鴻章與曾國藩。李鴻章之於曾國藩，猶管仲之鮑叔，韓信之蕭何也，不寧惟是，其一生之學行見識事業，無一不由國藩提攜之而玉成之。故李鴻章實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評。雖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當外交之衝，其術智機警，或視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為心，而李則血氣甚強，無論有若何大難，皆挺然以一身當之，未曾有畏難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長也。
第七，李鴻章與左宗棠。左、李齊名於時，然左以發揚勝，李以忍耐勝。語其器量，則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虛驕者，嚐欲奉左為守舊黨魁以與李抗，其實兩人洋務之見識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舊，李亦非能維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餘年，故得保其時俗之名，而以此後之艱巨謗詬，盡附於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雲高矣。
第八，李鴻章與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於本族，鴻章忠於本朝，一封忠王，一諡文忠，皆可以當之而無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讓李鴻章，其一敗一成，則天也。故吾求諸近世，欲以兩人合傳而毫無遺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殺趙景賢，禮葬王有齡，鴻章乃給八王而戮之，此事益猶有慚德矣。
第九，李鴻章與張之洞。十年以來，與李齊名者，則是張之洞也。雖然，張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鴻章實踐之人也，張之洞浮華之人也。李鴻章最不好名，張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勞怨，好名故常趨巧利。之洞於交涉事件，每每與鴻章為難，要其所畫之策，無一非能言不能行。鴻章經常語人雲：不圖香濤作官數十年，仍是書生之見。此一語可以盡其平生矣。至於其虛驕狹隘，殘忍苛察，較之李鴻章有常識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鴻章與袁世凱。今後承李鴻章之遺產者，厥惟袁世凱。袁世凱，鴻章所豢養之人也，方壯之年，出膺大任，其所表見蓋未著，難懸斷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氣魄敢為破格之舉，視李鴻章或有過之。至其心術如何，其毅力如何，則非今之所能言也。而視今日群僚中，其資望才具，可以繼鴻章之後者，舍袁難其人也。
第十一，李鴻章與俾斯麥。或有稱李鴻章為東方俾斯麥者，雖然，非諂詞，則妄言耳。李鴻章何足以望俾斯麥。以兵事論，俾斯麥所勝者敵國也，李鴻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內政論，俾斯麥能合向來散漫之列國而為一大聯邦，李鴻章乃使龐然碩大之支那降為二等國。以外交論，俾斯麥聯奧意而使為我用，李鴻章聯俄而反墮彼謀。二者相較，莫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敗論人也，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勝劣敗之公例然也。雖李之際遇，或不及俾，至其憑藉則有過之。人各有所難，非勝其難，則不足為英雄。李自訴其所處之難，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難，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悟知其成敗之數亦若是已耳。故持東李西俾之論者，是重誣二人也。
第十二，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李鴻章與日相伊藤，中日戰之兩雄也。以敗論，自當右伊而左李，雖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評伊藤為際遇最好之人，其言益當。彼當日本維新之初，本未嚐有大功，其瀝風沐雨之閱曆，既輸一籌，故伊藤之輕重於日本，不如鴻章之輕重於中國，使易地以處，吾恐其不相及也。雖然，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製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漏，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但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則又不能專為李咎者也。
如此求全責備評論後，梁啟超先生歎息道：“雖然如此，今日舉朝二品以上大員，五十以上達官，無一能及彼者，則吾可以斷言也。今後如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不可複觀也。”
最後，梁啟超為李鴻章寫了一副挽聯：
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隻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回鑾，慘重代價換來的和平
終於要回鑾了――回到北京的紫禁城。
早在1901年6月7日，慈禧就預定了從西安返回北京的日期：“以和局已定，詔擇於8月1日回京。”
其時，和約尚未簽訂，但和約的文本已經看到了。不錯，是個很屈辱的和約。按照西方規定的條件，不僅要把庚子年間忠心耿耿跟著老太後前進的皇親國戚軍機大臣地方官員全給殺了流放了，還要賠償45000萬兩銀子！
殺大臣，老太後是心疼的；但不殺大臣，聯軍就要殺到西安，把老太後給宰了。兩相權衡，還是把別人的腦袋割下來比較好一些。這件事情做完了。做了也就做了，好像也沒有傷害了國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