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大行皇帝的靈柩，一股立誌中興，以雪國恥的騰騰烈焰，在血氣方剛的奕訁寧心中油然升起。
他想挽狂瀾於即逝，
他欲扶大廈於將傾。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29日），奕訁寧升太和殿寶座，即皇帝位。階下鳴鞭，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禮。頒即位詔如儀，以明年為鹹豐元年。
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曆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這一頁充滿了抗爭的呐喊，也飽含著屈辱的血淚。
沒等鹹豐的即位詔謄黃天下，侍讀學士董瀛山的奏折就放到了禦案前：江蘇、直隸、山東邪教以盜匪為生業；廣西、貴州均有大夥搶劫；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陝西、四川、江西、湖南、廣東等省水陸交界之區盜賊公行。
而中國曆史上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已於是年七月開始在廣西金田團營了。一場大革命的風暴即將來臨。其首領洪秀全賦詩曰：
近世煙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啟英雄。
神州被陷從難陷，上帝當崇畢竟崇。
明主敲詩曾詠菊，漢皇置酒尚歌風。
古來事業由人做，黑霧收殘一鑒中。
他要效仿漢高祖劉邦、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去開創一個新的朝代，他要把大清王朝的社稷，攪個地覆天翻。
與此同時，沙俄在西北強行叩關，要求開放伊犁、塔爾巴哈台和喀什噶爾；英國在東南侵擾琉球、台灣和福州，並投書天津，仍堅持廣州入城。
也許，年輕的皇帝已預感到大風雨的來臨，他真要在史無前例的險惡環境中，迎接這個挑戰。於是，將道光皇帝的梓宮移奉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後，鹹豐首先想到了伴他度過14個春秋的師傅――杜受田。杜受田，山東濱州人，道光三年進士，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遷洗馬，督山西學政。他從鹹豐5歲時起，便把儒家經典編成淺顯易懂，引人入勝的故事，講給他聽。稍大以後，又常與之講習討論，故十餘年來鹹豐獲益良多，在清朝皇帝當中，其文學可稱上乘。杜受田對外力主抵抗，對內提倡改革，加之其品端學粹，公忠正直，故深得鹹豐倚重。“雖未入樞廷，但國家大政及進退大臣，上必谘而後行。”
已是花甲之人的杜受田應詔來到上書房，一進門便跪倒在地，鹹豐忙把他扶起，賜坐在高杌上。鹹豐開門見山地說：“當今天下不靖，值此臨軒發策之初，該如何措置？請師傅明言。”
“皇上少年英才，仁孝睿智”，杜受田略一沉吟，改變了上書房授讀時的問答方式，恭恭敬敬地答道：“自古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即程顥所言，擇天下賢俊，以陪侍法從，而列聖豐功駿烈，鴻謨永垂，禦極以後俱頒詔求言，虛心納諫，望聖上明察。”
鹹豐是個聰明人，杜受田這一番話他立刻心領神會。
“那師傅主張，誰才可大用呢？”
“黜陟大權，君自持之，臣不敢妄言，但林則徐赤膽忠心，才可大用。”
林則徐在青年皇帝的心中是個“辦事認真，不避嫌怨”，在洋人麵前腰不彎腿不軟的忠臣。想到先帝留下來的這些忠臣宿將，原來大喪當中的哀思愁腸，一下子輕鬆了許多。
梓宮安奉之後，鹹豐諭內閣，詔旨求言：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俾庶務不致失理而民隱得以上聞。諸臣務須虛公詳慎，毋偏毋私，凡有裨於官方吏治國計民生者，各抒所見。切實論奏，以副朕集思廣益之至意。
在連頒諭旨，廣開言路的同時，鹹豐又連降旨，命各省督撫和在京部院大臣保舉賢才，以備簡用，斷不可有蔽賢之患。對那些循例敷奏，於用人行政諸大端，自顧身家，緘默不言者，則大加申飭。文武大臣見新天子求賢納諫不是虛應故事，確有除弊起衰之誌，遂紛紛陳奏，各抒己見。
而群臣對林則徐的舉薦，首先遭到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反對。穆彰阿字鶴舫，是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年進士，道光時初任內務府大臣，理藩院尚書，後晉升為太子太保，拜武英殿大學士，管理工部兼首席軍機大臣，終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覆試、殿試、朝考等無不參與；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門生故吏遍天下，一時號曰“穆黨”。穆彰阿在鴉片戰爭中一意主和，對主張積極抵抗外侮的林則徐等人多方掣肘，他深知林如出山，於己十分不利，故屢在鹹豐麵前進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但鹹豐不顧穆彰阿的阻撓，堅決啟用林則徐，命福建總督劉韻珂“務即傳旨，飭令該員迅速北上，聽候簡用，毋稍延緩”。同時，啟用鴉片戰爭中堅決抗英的前台灣道台姚瑩和總兵達洪阿。
金田起義的號角打亂了鹹豐的部署。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1850年10月17日）他改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徑自福州起程，馳驛迅赴廣西，“蕩平群醜，綏靖嚴疆”。
不料，林則徐動身17天後，竟病歿於潮州普寧縣。
“未效一矢之勞，實切九原之憾”。這是林則徐補天未成，臨死前最大的遺憾。但更遺憾的卻是鹹豐自己，他曾幻想林則徐在這場席卷神州的風暴當中，能挽救大清的命運“迅掃邊氛，以綏南服”；他震痛失去這樣一個有膽有識的忠臣，遂親製挽聯以祭之：
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裏，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灑英雄。
統治者的愛憎，往往是時代的晴雨表。為表彰林則徐以激發更多的人效忠皇朝。鹹豐元年四月（1851年5月），清廷特派員致祭，並頒發了封建社會中被士大夫們引以為榮耀的《禦祭文》和《禦賜碑文》，盛讚林則徐忠於清王朝的豐功偉績。一時間，“朝野歎惜，雖走卒婦孺，無不蹙然以喪公（指林則徐）為悲”。後被同、光兩朝倚為柱石的協辦大學士左宗棠，寫了這樣一幅挽聯，傳頌一時：
附公者不皆君子，間公者必是小人，憂國如家，二百餘年遺直在；
廟堂依之為長城，草野望之若時雨，出師未捷，八千裏路大星頹。
左宗棠斥穆彰阿等為小人，鹹豐對之更銜恨入骨。恰在穆彰阿阻撓鹹豐重用林則徐之時，英國駐華公使文翰再次提出廣州入城一事，並谘文穆彰阿、耆英，要求履行條約內容。
這正觸及鹹豐的痛處。眼下他大力整頓吏治營伍，招攬天下賢才，如果再讓穆彰阿之流抑民媚外，橫行朝野，怎以能穩定人心，製服洋人！於是，他斷然朱筆頒詔罪穆彰阿、耆英曰：
任賢去邪，誠人君之首務。去邪不斷，則任賢不專。方今天下因循廢墜，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是朕之過。然獻替可否，匡朕不逮，則二三大臣之職也。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難其慎，同心同德，乃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從前夷務之興，傾排異己，深堪痛恨！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盡力全之。似此之固寵竊權者，不可枚舉。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無能，殊堪詫異。伊前在廣東時，惟抑民以媚外，罔顧國家，漫許英人入城（指入廣州城），幾致不測之變。今年耆英於召對時，又數言英人如何可畏，如何必應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但圖常保祿位。穆彰阿暗而難知，耆英顯而易著，然貽害國家，厥罪維鈞。若不立申國法，何以肅綱紀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負皇考付托之重？穆彰阿即行褫職，永不敘用。耆英著從寬降為五品頂戴，以六部員外郎候補。辦理此事，朕熟思審度，計之久矣，實不得已之苦衷，爾諸臣其共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