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生命力也真是頑強，經緊張搶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睜開了雙眼。看到眼前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像是在問：你們這是幹什麼？因為剛才發生的事，他一點都不知道。
當時在場的人，對於毛澤東的安然醒來，無不驚喜萬分，一個個像孩子似地樂了，好像剛才什麼都不曾發生。其實，大家是有意識表現出輕鬆的樣子，怕他緊張。當毛澤東知道自己剛才已經休克時，神態安詳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
毛澤東大病一場，周恩來的心情比誰都沉重，都著急。警衛人員後來講，總理得知毛澤東病危的消息後，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遊泳池時，許久下不來車。當他來到搶救現場時，人們也從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負的擔子沉重，責任重大。雖然他曾帶領毛澤東這邊的醫護人員對毛澤東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療，但是，在一片“萬壽無疆”的聲浪中，從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到各級黨的組織和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病情、身體狀況一點都不知道，也沒有絲毫思想準備，如果毛澤東萬一有個“閃失”，他該如何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向世界交待呢……
毛澤東這次重病之後，中央決定由四位領導人即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負責毛澤東的醫療工作。
然而，搶救之後，江青卻不滿意結果，把參加會診的醫生扣上反革命特務集團的帽子，並且嚇人地舉出蘇聯“白衫陰謀”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報》上：
不久前，國家安全部門發現一個由醫生組成的恐怖集團，他們想通過有害的療法達到縮短某些蘇聯領導人生命的目的。當時有五位醫生被捕。
此時與毛澤東分居多年的夫人江青已經是站在國家政治領導頂峰上的“大人物”，這一句話足以讓醫生們人頭落地。
幸虧這件事讓毛澤東自己知道了。他以虛弱之身，抬手指住江青問：“你說這些醫生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
江青張張嘴，沒敢貿然回答。
“我知道。”毛澤東忽然以手指鼻子：“就是我！”
一句話救了這些會診醫生，使蘇聯醫生的悲劇不曾在中國重演。
“解放”175位將軍
風雲變幻的北京，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團塵埃落定，糾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終於提上了議事日程。
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一次關係著千百萬人命運的重要談話正在進行。
毛澤東拍案而起：看來賀龍同誌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
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點點頭，下了決心：對，這個問題就由你組織落實吧！
周恩來宣布，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常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
周恩來還規定，“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文革”初期，軍內被打倒被關押的軍以上幹部多達數百人。級別最高的是兩位元帥：彭德懷和賀龍。總政治部考慮到毛澤東說過，賀龍同誌的案子假了。於是，派保衛部部長蔣潤觀持介紹信前往中央專案組一辦索取賀龍元帥的材料。
一辦的負責人回答：“賀龍同誌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總理沒有說賀龍同誌的案子讓你們總政治部去平反。”
蔣潤觀解釋：“我們考慮賀龍同誌是元帥，軍委副主席，賀帥的事我們總政應該辦。”
那位負責人又說：“賀龍同誌不光是元帥，他還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沒有說賀龍的案子讓你們平反，材料不能給你們。”
保衛部部長乘興而去，失望而回。落實幹部政策從什麼地方下手呢？
正當總政治部落實幹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從何入手之時，周恩來親自為他們選定了突破口。
1973年初的一天，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將軍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一個大會，接到周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有事找他。田維新急忙趕到人民大會堂。
周恩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好吧。”
當時，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長魏伯亭馬上趕來。
周恩來對他們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誌和鍾漢華同誌的問題。”
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謂“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六年之久。
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以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雖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
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考慮給他安排一個與原職級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各有其人，這可遇上了難題。田維新將軍便去請示周恩來，結果決定：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職位。
田維新將軍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司令員回答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隻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讓老上級去當副手，這工作確實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司令員幹脆直說了：“老田，千萬別讓他來。”就這樣，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了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
韓先楚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難得他爽朗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算解決了一個難題。
陳再道上將後來還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
鍾漢華“解放”後，先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和成都軍區政委。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有57位將軍獲上將軍銜。上將是繼十大元帥十位大將之後的第三級軍銜。能晉身上將之列的將軍，都是勇冠三軍、可以獨擋一麵的將才。
到70年代初，已經有幾位中將出任大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卻彙聚了四位上將。福州軍區乃一塊福地。
那是陳再道上將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不久，王建安上將也得到“解放”，麵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與陳再道將軍一樣，王建安的資格也很老。他是在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任上，因所謂“搞修正主義”被打倒。現任大軍區司令員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級。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田維新將軍隻好又去請求周恩來總理。周恩來說：“你找韓先楚再談一談。”
田維新再次找韓先楚商量。韓先楚說：“我這裏已經有一位老同誌了，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