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九大上，毛澤東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報告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肯定下來，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更加係統和完整。報告把黨的全部曆史歸結為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虛構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以所謂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強加到劉少奇頭上。報告把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作為黨的“基本路線”，並以此規定了“鬥、批、改”的任務。報告對國際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誇大了帝國主義發動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因而過分地強調要準備打仗。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九大通過的新黨章中，還破天荒地寫上了關於確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話，即“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大會在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時，林彪、江青集團的一批骨幹和追隨者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許多著名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久經考驗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卻被排除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之外。在大會選出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原第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隻有53人，僅占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總數的19%。
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當選為副主席。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21人是：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
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出，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全部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這樣，就進一步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野心急劇膨脹，直至密謀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團繼續禍國殃民。
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中共九大以後，林彪反革命集團自以為他們已經掌握了黨和軍隊的許多重要權力，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條件已經成熟。因此，他們便在暗中進一步加緊了“搶班奪權”的步伐，妄圖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襲王朝”。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副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林彪辦公室主任葉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治委員李作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等。
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利用他們手中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肆無忌憚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活動的重點在軍隊。
1969年10月，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未經任何人批準，任命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部長。與此同時，吳法憲背著中共中央、背著中央軍委，私自提出“空軍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誌彙報，都可以由立果同誌調動、指揮”。以後吳法憲又向當時的空軍政治委員說：“林立果可以指揮空軍的一切，調動空軍的一切”。吳法憲的話，被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王飛（空軍副參謀長）向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空軍直屬機關進行了傳達。當時的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都製定了貫徹落實這個“兩個一切”的措施。就這樣，吳法憲私自把空軍的指揮大權送給了林立果，為林立果在空軍進行反革命活動創造了條件。林立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竊取的權力，在空軍組成了一支反革命的“聯合艦隊”，其主要成員有：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
空軍黨委辦公室處長劉沛豐；
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於新野；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程洪珍；
空四軍政治委員王維國；
空五軍政治委員陳勵耘；
原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江騰蛟；
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等。
林彪一夥表麵上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旗號，表現出一副“最忠誠”“最緊跟”的樣子，實際上是“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打擊毛主席的力量”，在暗中進行篡黨奪權的活動。
1970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林彪一夥為了實現“搶班奪權”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謀策劃，由林彪在23日的全會開幕會議上發表關於“天才”問題的講話。24日，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黃永勝此時還未到會）按照密商的口徑，一齊出動，分別在各組會議上發起進攻，煽風點火，製造混亂。全會一時被攪亂，許多中央委員上當受騙。25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收回載有陳伯達等人發言的華北組會議第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檢討。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嚴厲批評了陳伯達，給了林彪反革命集團以沉重打擊。毛澤東采取的一係列果斷措施，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在廬山會議上篡黨奪權的陰謀。
廬山會議以後，林彪、葉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馳等在上海製定了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陰謀策劃發動武裝政變，謀害毛澤東，以“奪取全國政權”。
1971年8月中旬，毛澤東赴南方視察大江南北。一路上，毛澤東分別會見了各地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揭露了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的篡黨奪權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