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這兩次講話中，首先對鄧小平在長期革命戰爭中的巨大曆史貢獻進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其次是對鄧小平的革命鬥爭曆史進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鄧小平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再次是堅持把鄧小平留在黨內，不能像對待劉少奇一樣“開除黨籍”。
關於“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在這裏還可以引述兩段當年的親曆者王力的回憶。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前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多次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是執筆起草“反修”文章的“大筆杆子”，“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王力又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權傾一時，以後在“王、關、戚事件”中銷聲匿跡。他與毛澤東曾經有過較為密切的接觸。因此，他的回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文革幹將王力在不久前寫的《“文革”第一年》中回憶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主席打倒劉的意思，原來隻是換換位置。1967年7月16日，主席在武漢時單獨同我談：開“九大”，劉少奇還要當中央委員，就是還要像王明那樣，這同後來的做法完全不一樣。對鄧小平，主席表示：鄧至少還是政治局常委。當時主席對鄧的評價非常高。我說：你多次說過對劉、鄧要區別，可我們現在的口號叫“打倒劉、鄧、陶”。主席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小平，文可以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與林彪、彭德懷相比。林彪如果身體不行了，還是要小平出來。”那時我知道主席當時對林彪意見很大，很懷念和器重小平同誌。主席至少講過十次“劉、鄧要區別”。那天還這樣說：“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這裏說的“人家”，一指林彪，二指江青，三指陳伯達。在此應注意的是，王力的回憶隻能作為參考，而不能當做正史來看侍。
在對待鄧的問題上，主席那時還是清醒的，看得還是準的。在這次談話中，主席還說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劉少奇、林彪或者他人當第一把手“都離不開總理”。這次談話是一次會後主席把我單獨留下來談的。主席對鄧小平的評價一貫是很高的。這次他又重提1957年在莫斯科對赫魯曉夫說過的話：“你別看他（指鄧）個子小，把蘇斯洛夫那麼大個子都整倒了。他是指揮百萬大軍的統帥。”小平指揮兩個野戰軍，還沒有另外一個人指揮過兩個野戰軍。主席還說過，開“九大”時，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人，大區和各省市第一書記，絕大多數都要選在中央委員會裏麵。彭真被誣陷為叛徒後，主席還說過：“至少要保留黨籍，分配工作。”毛主席還講過這樣的話：一旦發生戰爭，所有被打倒的幹部，一律官複原職，或者是調一個地方任原職。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以後，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正式擺上了議事日程，各項準備工作相繼展開。起草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是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為了爭奪《政治報告》的起草權，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又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鬥。最後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張、姚執筆）各起草了一份《政治報告》。後經中央討論，林彪在九大宣讀的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這一份《政治報告》。
在陳伯達最初起草的《政治報告》文稿上，曾經寫有“劉鄧路線”的話，毛澤東否定了陳伯達的這種提法。
據陳伯達生前回憶：“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把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做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
從上述毛澤東一係列講話可以看出，盡管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始終對鄧小平還是有著很好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是“最高權威”，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堅決照辦”的。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沒有遭到劉少奇、陶鑄那樣的厄運，毛澤東的政治保護，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經過了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後，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黨員2200萬人。九大代表由少數人醞釀“協商”產生，個別非黨員也成了代表。當時，省、直轄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和基層黨的組織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沒有恢複，全黨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複黨的生活，相當多的八屆中共中央委員仍被審查、甚至被監禁。
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處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此時已被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清除出黨。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處境艱難，屢遭暗箭，正在極力苦撐危局（周恩來在當時多次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隻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衝擊”和大字報的圍攻，甚至在中央全會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當麵攻擊。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陳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為“老右傾”，長期受到批判，成了“靠邊站”的人物。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被打成了“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處在被監禁之中。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衝擊”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隻剩下了毛澤東主席和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的、經過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後仍保留的惟一的副主席林彪。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於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態度而出現了不同的命運轉折。陶鑄由於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把大批領導幹部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肆意批判鬥爭的錯誤做法，觸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襲擊，被從中共中央“第四號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馬，先是被打成“全國最大的保皇派”，進行批鬥，爾後又被橫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監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指為“右傾”，多次受到“衝擊”，在所謂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擊。隻有陳伯達和康生，這兩位“文革紅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操縱“中央文革小組”和所謂的“革命群眾組織”，肆意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製造“天下大亂”，成為平步青雲，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