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文章采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實的手法，在最後一部分以“八個為什麼”羅織了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從抗戰爆發前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大罪狀”。並氣勢洶洶地誣指劉少奇：“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同時，文章還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誣指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戚本禹賣力地充當江青等人的馬前卒，寫下了這篇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長文，在當時被稱之為“吹響了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進軍號”，權勢更加膨脹。不料，幾個月之後，就被關進了監獄，成為被打倒的“王、關、戚”中的第三號人物，真是咎由自取。
1967年4月12日至18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研究“三支兩軍”等問題。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相繼在會上講話，讚揚“文化大革命”，宣揚上海奪權的“一月風暴”經驗，係統地羅織罪名，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這次會議和二三月間中央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多次講話，實質上是在軍隊高級幹部中製造“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輿論，為軍隊高級幹部在思想上“轉彎子”作動員。這從另一個方麵也說明：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做法，在軍隊高級幹部中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抵製。
1967年夏天，驕陽似火。但“文化大革命”的“溫度”似乎比自然界的溫度更高。
7月中旬，毛澤東打算離開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地區“視察文化大革命”。臨行前，毛澤東召開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談了自己此次出行的主要意圖，並提出要再次在武漢暢遊長江（同時處理武漢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時，毛澤東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7月13日晚毛澤東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等陪同，乘專列離開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來為提前安排好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和處理武漢問題等事宜，乘專機飛往武漢。
毛澤東、周恩來不在北京，這使江青等人失去了製約，更加肆無忌憚地掀起了一係列“批判”劉、鄧的高潮。
7月15日，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以中央辦公廳名義寫了《關於批鬥劉少奇的報告》，戚本禹在上麵批道：“請伯達、江青、康老決定。”“康生圈閱後批示”同意。陳伯達、江青均圈閱“同意”。陳伯達還將《報告》中“劉少奇”三個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劉”字後麵增加了“鄧陶夫婦”四個字。這一改動，使報告由原來的請示“批鬥劉少奇”變成了“批鬥劉鄧陶夫婦”，由原來的批鬥一個人，變成了批鬥劉、鄧、陶夫婦六個人。陳伯達這四個字，給劉、鄧、陶夫婦又增加了多大的災難嗬！
7月18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策動下，北京100多個群眾組織數10萬人在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並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圍困中南海，要求“劉少奇滾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組對此表示支持。
同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組策劃下，中南海的“造反派”組織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在批鬥會期間，王光美專案組組織抄了劉少奇的家，共抄走劉少奇、王光美的筆記本等188本。在揪鬥劉少奇時，曾有人將此事打電話告訴了在武漢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當即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正在一個解決武漢問題的會議上講話，聽了中南海“造反派”揪鬥劉少奇的彙報後，說：“我不讚成那樣搞，那樣勢必造成武鬥。還是背靠背，不搞麵對麵。”並把他的話轉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卻置毛澤東指示於不顧，仍按預定計劃組織對劉、鄧、陶夫婦的批鬥。
8月5日，是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周年。為此，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數百萬人參加的紀念大會，聲討劉少奇的“罪行”。這天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文革小組的部署和戚本禹的直接指揮，分別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鄧小平、卓琳，陶鑄、曾誌夫婦。
對於這段曆史，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懷念陳伯伯（陳毅）》一文中，作了回顧：“1967年初，父親被正式地宣布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台了。我們的家被抄了，父母在被造反派揪鬥之後，又被軟禁了。舉國上下，都在高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那時的政治空氣，真是緊張而又瘋狂。”
對於由於黨內“左”的錯誤的發生、發展並進而導致“文化大革命”，對於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鄧小平在1987年4月30日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時的談話中，進行了直言不諱的回顧和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確實改變了中國的麵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在世界上一直處於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奮鬥了28年，打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蔣家王朝。1949年，中國人確實站起來了。但從1949年建國到現在38年，這中間我們又確實有不少失誤，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什麼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後，解放了生產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80%的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但是解放了生產力以後，如何發展生產力，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結果不但生產力沒有順利發展，反而受到了阻礙。1957年開始，我們犯了“左”的錯誤，政治上的“左”導致1958年經濟上搞“大躍進”，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難，人民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了。1962年開始好起來，逐步恢複到原來的水平。但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結果1966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當時很多老幹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統帥”，我是“副統帥”。
毛澤東沒有忘記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