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張春橋在組織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中為江青立了“頭功”，在“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被江青提攜為副組長，從上海市委的書記處書記，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長”。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策劃的秘密活動中，總少不了張春橋在其中出謀劃策。
這次張春橋秘密接見蒯大富，也是他與江青等人暗中策劃、密謀過的。
張春橋這次在中南海接見蒯大富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蒯大富和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兵團”，公開出來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並把這一行動推向社會，從而製造“群眾組織”自發起來要求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假象”。但是在他的口中又不直接點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名字，讓蒯大富自己去領會。蒯大富當然心領神會，既然是讓“把他們搞臭”，無疑就是“打倒”的代名詞了。所以，聽了張春橋的一番談話，蒯大富連連表示：請首長放心，我保證照辦。
下午四時，蒯大富“懷揣”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交給的“秘密使命”，離開中南海，返回清華大學。當晚，蒯大富結合自己的理解，把張春橋的談話內容傳達給“井岡山兵團”的頭頭們，並作了具體部署。19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主持召開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誓師大會”，發出了“徹底砸爛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司令部”的動員令。20日，在清華大學新航空館，蒯大富召開了“井岡山兵團”成立後的第一次總部會議，他在傳達了張春橋的講話後，說：“從春橋同誌講話的意思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還是大方向，但矛頭應該集中指向劉、鄧。我認為春橋同誌的講話不隻是他個人意見，而是代表中央文革的……”會議布置了12月25日把“打倒劉鄧”的行動推向全北京市的行動計劃。
12月25日上午，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5000餘人，在蒯大富指揮下，由廣播車開路，揮舞各種橫幅、旗幟，奔向北京市區。在天安門廣場上，蒯大富主持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後，5000餘人兵分五路，一路留守天安門廣場，其餘奔向王府井、西單、北京車站和菜市口等鬧市區，把各種各樣充滿了攻擊、謾罵、誣蔑、誹謗性內容的巨幅標語、大字報、傳單等貼滿了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這個所謂的“大行動”中，他們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字標語。這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京乃至全國第一次出現這樣內容的大標語。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天安門廣場，被稱為北京的“心髒”。這是何等莊嚴、何等神聖的地方！可是，10月25日這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上，公然有人明目張膽地召開了“徹底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誓師大會”；在天安門城樓的牆上，公然有人明目張膽地貼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劉、鄧血戰到底”的大幅標語；在北京的大街上，公然明目張膽地出現了聲嘶力竭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宣傳畫。而被肆意攻擊的兩個人，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然而，在北京發生這麼大的嚴重事件，卻沒有任何機關、任何人出來進行幹涉、批評和製止。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幾個青年學生根本沒有這麼大的膽子，他們的背後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暗中支持和操縱。這個事件，立即震動了全北京，震動了全中國，也震動了全世界。它所產生的效果是確鑿無疑的：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
這次事件的經過和主要內容，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辦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快報》第787期上，被迅速刊載（該《快報》主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閱，以便隨時了解和掌握北京及全國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動態）。為了繼續借所謂“群眾運動的力量”來實現徹底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目的，12月30日傍晚，中央文革成員江青、姚文元等親自到清華大學，進一步煽風點火，對蒯大富的行動表示“堅決支持”。
與此事件有內在聯係的，是12月6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彙報時的一次講話，他離開會議研究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主題，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把原來強加給劉、鄧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的錯誤無限上綱，並聯係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說：“劉、鄧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林彪這樣的講法，標誌著對劉少奇、鄧小平“錯誤”的批判，已經不僅僅隻局限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的50多天，而是要聯係“文化大革命”以前10年、20年的“問題”，進行徹底的“清算”。須知，在兩個月以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批判”，還僅僅隻限於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發起”了“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在兩個月以後，即上升到聯係“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二十年，這說明在林彪和中央文革那裏，對劉少奇、鄧小平“問題”性質的看法已經起了大的變化。一般來說，在中共曆史上，犯了路線錯誤，隻要認識了，並不至於被徹底打倒，而如果聯係曆史上的問題進行“清算”，問題的性質就非常“嚴重”了。
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勢頭更加猛烈。
1月，在上海，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掀起了向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奪權的所謂“一月風暴”。
2月，在北京，七位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為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奮起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在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賀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也相繼被打倒。在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被中央文革小組派人揪回北京，受盡淩辱。大部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部長們、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和主要行政領導幹部，都程度不同的受到了衝擊，有的受到批判，有的受到揪鬥，有的被活活打死（如煤炭部長張霖之）。“文化大革命”像一列失去了操縱的列車，在極左的軌道上愈滑愈遠。
2月11日和16日，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人，再也按捺不住對林彪、江青一夥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滿腔怒火，終於拍案而起，奮起抗爭，“大鬧懷仁堂”、怒斥林彪、江青一夥的種種倒行逆施，要求堅持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持軍隊的穩定。他們堅持黨的原則的正義行動，被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誣蔑為“二月逆流”，而受到錯誤的批判。此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在此之前已被迫停止活動）。